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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年代至40年代，国民党各类军事学校编印了不少政治学教材。黄埔军校系统(先后称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材为其大宗，如1926年12月潮州分校教员汪毅撰《政治学概论》、1937年3月该校特别训练班编《政治学概论》、1939年2月陈颐庆撰《政治学教程》、1940年12月杜久与张又新合撰《政治学教程》。柳克述于1938年12月出版的《政治学》亦属黄埔军校教材系统。柳克述编此书时虽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但他此前曾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且此书作为国民党军事学校战时政治教程出版。此外，重庆陆军大学曾于1944年印行该校政治教员蔡惠群撰《政治学讲义》。这些教材均以灌输国民党政治理论为鹄的。如杜久、张又新《政治学教程》编纂体例即强调“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以期思想统一，意志集中”，培养学员“忠党爱国之德性”⑧。不过，桂系南宁第四集团军干部政治训练班于1936年4月所印李一尘撰《政治基础知识》对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有所阐述，认为国家是“社会的发展到了私有制度的确立，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这两个社会阶层对立的阶段中，然后它才发生出来的，也必然发生出来的”⑨。 不少国民党党政系统成员亦致力于编撰政治学著作。CC系成员邱培豪和蒋静一先后于1930年1月和1935年6月出版《政治学问答》和《唯生论政治学体系》。邱培豪于20年代末任《湖州月刊》主编，受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等指导。蒋静一自1931年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在其著自序中称陈立夫《唯生论》对此书影响“甚大”⑩。其他国民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亦编撰不少政治学著作，如时任广东连县县长的黄开山于1932年12月出版《政治学的诸重要问题》，曾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的邹敬芳分别于1931年10月和1933年4月出版《政治学概论》和《政治学原理》，先后任湖南省教育厅图书审查股股长、湖南省民政厅视察的马璧于1940年8月撰成《三民主义的政治学》，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的陈顾远于1948年2月出版《政治学概要》。这些论著多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指针。马璧在序言中即表示，其书“要想把中山先生的政治学说深切著明的组成有科学系统的书籍，有别于其他立场的政治学”(11)。 诸亲国民党学者所撰政治学著作虽不像国民党政治理论宣传者那样以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挂帅，但字里行间透露出明确的政治倾向。萨孟武于1928年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编辑部主任，1930年后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40年代后期任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其政治学著作主要有《三民主义政治学》(1929年7月初版)、《政治学概论》(1932年6月初版)、《政治学与比较宪法》(1936年8月初版)、《政治学原理》(1944年4月初版)、《政治学新论》(1948年7月初版)等。杨幼炯在20年代末以后历任中央大学和上海法政学院、中国公学、暨南大学教授，于1935年5月出版《政治学纲要》。他曾申明，“自信始终以书生致力于党的文化宣传，未尝间断”(12)。罗敦伟虽在三四十年代大力宣扬统制经济和社会主义，但其政治观念倾向于国民党。1931年4月，时在北平大学讲授政治学课程的罗敦伟出版《社会主义政治学》。他试图以三民主义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在弁言中表示自己“自始至终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者”，“用民生史观立场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敢说是一件甚要的工作”(13)。北平民国学院教授赵普巨似亦可归入亲国民党学者之列。他与陶希圣关系密切。他于1932年9月出版《政治学概论》，请陶为之作序。陶希圣在序言中称，政治学著作不仅应解答国家问题，还应解答帝国主义与革命问题，“这些问题在流行的政治学书里和传统的学校讲义里得不到解答”(14)。赵普巨与陶一样，深受唯物史观影响。如他认同阶级分析国家观，认为“关于国家本质的解释，此说算是最透彻了”(15)。此外，亲国民党学者编撰的政治学论著尚有王诗岩于1929年6月出版的《新的政治学》、李圣五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时于1932年11月出版的《政治学浅说》、虞棠于1933年10月以其广州法学院讲义为基础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桂崇基于1933年12月以其广东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讲稿为基础出版的《政治学原理》等。 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艰苦条件下亦致力于政治学著作的编撰，构建起系统的革命式政治学论述体系。此类论者大致包括三类人员：中共理论宣传工作者、曾参加中共后脱党但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员、虽与中共无组织瓜葛但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人员。恽代英在黄埔军校任教期间于1926年9月编印的讲义《政治学概论》系较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出版的高潮期。陈豹隐(原名陈启修)与高尔松(笔名高希圣、高振清)政治经历相似。他们均曾加入中共，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与中共失去联系，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陈豹隐于1929年8月出版的《新政治学》系其于国民党清共后流亡日本期间的作品。高尔松亦因国民党清共一度流亡日本，1929年6月回上海后，以高希圣为笔名，先于1929年出版《现代政治学》，后于1930年12月出版《新政治学大纲》(1932年10月以高振清为笔名再版)，两书内容前后相承。实际上，高尔松两书依据其旅居日本期间所见日本大山郁夫撰《政治学》编写(16)。邓初民虽不像陈豹隐、高尔松曾加入中共，但思想观念却倾向马克思主义。他于30年代初在上海暨南大学等校任教，并参与发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后于全面抗战时期加入救国会和民盟。1932年10月，他以田原为笔名出版《政治学》。1946年7月，他又出版《新政治学大纲》。此外，1929年11月秦明出版的《政治学概论》、1932年5月傅宇芳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1946年3月郑晖出版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学读本》亦为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秦明力图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的界限，批评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绝不是站在正确的科学立场出发，里面还充满着鸦片、酒精、麻醉青年的药剂”(17)。周绍张虽30年代初与叶青关系密切，但他于1933年2月出版的《政治学体系》仍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此书为时在上海辛垦书店工作并任中共上海沪东文化支部书记的杨伯恺主持编撰的“体系”丛书之一种(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