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清末迄民国，中国学界承欧美余绪，多将国家视作政治学研究对象(19)。如杨廷栋于1902年11月表示，“凡考求政治学者，须先知国家为何物”(20)。1933年2月，桂崇基亦表示，“政治学是研究一切关于国家现象的科学”(21)。关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对民国学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美国学者基特尔和高纳。如前所述，张慰慈《政治学大纲》主要依据基特尔《政治学导论》，高一涵《政治学纲要》一些内容则依据高纳《政治科学与政府》撰写。之后，1933年11月，孙一中将基特尔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时出版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1933)译为中文出版。1933年10月和1934年9月，顾敦鍒和孙寒冰亦先后将高纳《政治科学与政府》译为中文出版。顾敦鍒称高纳此书“是一部完备与健全的政治科学书”(22)。基特尔和高纳均将国家视作政治学研究对象。基特尔表示，“政治学的定义简单的说起来，就是国家的科学(Science of state)”(23)。高纳亦认为，“政治科学是以国家为研究的出发点，亦以国家为研究的终止点”(24)。1939年2月，陈颐庆即引基特尔所言“政治学者，国家之科学也”，高纳所言“政治学是始于国家，终于国家的学问”，认为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25)。 在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上，中国学界并未墨守西方成规，而是提出了诸多自己的见解。这呈现出两种观念，一是在承认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诸多其他政治领域纳入政治学研究对象范畴；二是不少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对仅以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论点提出质疑。张慰慈受基特尔影响提出，政治学一方面应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同时亦应研究人们在政治社会中的关系及政治心理与动作。他于1923年2月表示，一方面，国家是政治学的研究“题目”，另一方面，政治学应研究人们在政治社会中的关系与心理(26)。1930年4月，他又将人们的政治关系与心理称作政治关系与动作，认为政治学所研究的“人群的现象”属于“人与人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关系中的一种”，“政治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人与人在这种有政治组织的社会中的一切动作”(27)。诸多学者发挥张慰慈所言政治学应研究人们在政治社会中的关系，提出政治组织亦为政治学重要研究内容。1932年9月，赵普巨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政治现象主要是国家，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和政治组织是其中要义。政治学要研究政府的体制、组织和功能，人民与政治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28)。1932年11月，李圣五认为，政治学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人们在政治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组织，政治学应研究“政治组织的形式、作用与发展”(29)。国民党派学者较关注国民党政府的社会控制与政党专政问题，所以，他们提出政府与政党问题应为政治学的研究重点。1931年10月，邹敬芳将政党专政与政府运作方式视作政治学研究重点，提出政府现象是政治现象的中心，而政党是政府的原动力(30)。1937年3月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所编教材亦强调政府与政党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认为“国家各机关的组织与职权，人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政党的结构与活动，以及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都是政治学所不可忽略的现象或事实”(31)。 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对仅将政治学研究对象确定为国家的论点提出质疑。他们多强调政治学应以研究社会阶级性为中心，重点研究政党与革命问题。恽代英于1926年9月强调政治和政治学的阶级性，表示“政治学是什么？自有历史(有阶级制度)以来，政治总是统治阶级(压迫阶级)之治术”(32)。1932年5月，傅宇芳强调，仅以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未把握政治学的实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为“阶级的统治权力”(33)。1932年10月，邓初民感到，国家范畴虽可包括政权或政府，却难以包括政党与革命。他在《政治学》自序中介绍，自己撰写此书前后修改之处很多，“原来的讲义，是以国家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的，把政府、政党等等，都一起包括在国家中，但后来觉得这是不大妥当的，便把它改了，——改为政治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政治现象”(34)。他解释，政党、革命“决不能拿国家这一概念来包括”(35)。 民国政治学界深受欧美科学实证论影响(36)。无论欧美派学者，还是国民党与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均认可政治学科学性，承认政治学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家等政治现象的科学。1923年2月，张慰慈即申明，政治学是“科学的国家知识”(37)。1946年9月，黄忏华亦注意到，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名称“现在已经得世人底公认，用他称呼各种拿国家做研究中心底学问”(38)。大家普遍强调政治学的任务为认知国家等政治现象的因果律。1930年2月，高一涵分析，人类社会现象存在因果律，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即奠基于这种社会的因果律，“在那有因果关系的自然现象上，既然能够建设起来自然科学，那么，在这有因果关系的社会现象上，又何以不能建设起来社会科学呢”(39)。国民党派学者亦如是说。马璧于1940年8月表示，“政治学是一种社会科学”，所谓科学，乃是“有系统、有条理的学问，也就是研究对象的因果律”(40)。1947年1月，杨幼炯亦指出，政治学的科学性在于考究政治现象“受定律所支配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从而寻求政治现象的“公律和原则”(41)。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同样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1932年10月，邓初民在《政治学》自序中称，“区区之意，即想以严格的科学的立场，在目前的政治学界，做一番‘除旧布新’的工作，也就是‘站在促进中国科学的进展而建设一种科学的政治学底见地上’来写这本书”(42)。不过，他们从唯物论出发，更强调政治学的客观性，认为政治学的科学性体现于对政治现象的客观规律的探究。邓初民在《政治学》中即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源于政治现象及蕴含于其中的因果律的客观性，“科学的对象，是离开研究者的主观而独立的客观的东西。对象之中的因果律，也是客观的东西。科学者的职责，就在于认识这种客观的对象，发现它的因果律”(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