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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家一致认可政治学的科学性，但对于用以研究政治学的科学方法的理解却有相当差异。1923年2月，张慰慈提出，政治学研究应并用比较的、实验的、历史的、心理学的方法(44)。1935年5月，杨幼炯认为，政治学研究应运用观察、归纳、演绎与比较等方法，“事实的观察，最为重要，尤应以事实为基础，由归纳法求到结果，再以这结果为前提，而行演绎法，以取出他的精神”(45)。美国实用主义方法受到欧美派与国民党派学者的共同推崇。他们均强调，政治原理与政治制度均为假定，判断其是否具有价值、是否为真理的标准全在其实际效果。较早从政治学角度介绍此种研究方法者，当属张慰慈。他于1923年2月强调，政治学原理是用以解释“政治社会中万事万物现象”、应付环境的人造假说，亦是“做救济某种环境的工具”。同时，各种政治制度应通过社会实验证明其价值，“凡国家公布一种新法律，发明一种新制度，或决定一种新政策，无一日不在随时试用，随时修正之中。要想判断他的利弊，必定要看试验的结果如何”(46)。1929年5月，朱采真亦认为，虽然政治学的事项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求得解决，但无论哪种政治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处处都有受到试验的机会。实验的方法就是根据试验所得的效果说明它的价值(47)。国民党派学者亦多接受实用主义理论。汪毅于1926年12月引用张慰慈《政治学大纲》所论实用主义方法，认为政治学原理是“人造的假设”和“应付环境的一种工具”(48)。1937年3月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所编教材亦认为实验方法重要，表示“一种政治制度在试验中得到最好的效果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制度”(49)。1938年12月，柳克述亦赞赏实验研究方法，认为“现在有一部分学者应用这个方法去研究政治，他们的前途，必大有希望”(50)。然而，实用主义方法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坚决否定。如邓初民于1932年10月以唯物论为视角指出了实用主义方法的非客观性，认为人的观念是对认识对象的反映，观念正确与否在于它是否与认识对象一致，“但实验主义，却主张观念的真理性并不在于它与对象一致，而在于它所显出的效用”(51)。 是否并用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及其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其他政治学理论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不仅阐明了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政治学的重要性，还强调政治学研究必须采用唯物史观及其阶级分析方法。1929年11月，秦明一方面申明政治学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政治现象“加以正确的观察或说明”，另一方面，又分析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内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等都是建立于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建筑”。他同时强调，正确的政治观必须基于阶级分析方法，一些“支配阶级”的御用学者“把一切有利于支配阶级”的社会制度“永久化，绝对化”，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含有麻醉意味的毒酒”(52)。1932年5月，傅宇芳强调，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唯物辩证法”，政治现象“是充满了辩证法的”，同时，“指导人类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观点，不能不是唯物论的”。而且，政治学应以“史的唯物论”为研究方法，此种理论以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为基础，重点分析阶级剥削与对立(53)。邓初民于1932年10月将唯物辩证法称作“现实论理学”(54)，认为这是“政治学上的唯一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介绍，此种研究方法立足政治整体性，在全面分析国家、政权、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材料的基础上，普遍研究各种政治要素；以运动和“内部对立”(矛盾)的观念，研究政治的发展法则。他又指出，“现实论理学”立足“现实的经济生活关系”分析“政治形态”，而由社会经济关系导致的社会阶级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我们如果考察到那一个阶级为着那一种目的去使用国家的权力，就能够理解到那种政治形态的构造和机能，一切都是由社会的阶级关系规定着”(55)。 而国民党派学者罗敦伟、马璧、蔡惠群等虽认可唯物辩证法，却不同意唯物史观。1931年4月，罗敦伟试图将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相分割。他承认唯物辩证法的合理性，认为“马克斯最大的功绩并不是别的，而是新的研究方法之发现，辩证法的唯物论成立以来，社会科学的基础，也就完全改变了”。但他反对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他申明，其所言“社会主义政治学”不同于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说话的“无产阶级政治学”，并不具有阶级性(56)。1940年8月，马璧将唯物辩证法称作“现实论理学”，认为“现实论理学的方法的名词，不是狭义的社会主义学者所独占的”，“这当然是政治学进一步的研究方法”。但他不同意唯物史观论者“认为经济的关系决定政治的构造”观点，提出决定政治构造的并非经济，而是知识阶级，“有资产的人，不一定可以操纵政治，只是有智识的人才可以操纵政治”(57)。1944年，蔡惠群亦将“唯物辩证法”称为“现实论理学”，认为“它在学理上已成立为一个无从否认的方法论”。但他反对阶级分析方法，认为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非“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58)。 各派学者对政治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诠释可谓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同。欧美派与国民党派学者多认可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强调社会阶级、政党与革命等问题亦为政治学重要研究内容。欧美派与国民党派学者多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在于分析政治现象的因果规律，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注重认识主体的认知客观性。欧美派与国民党派学者均追捧实用主义等欧美科学实证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强调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方法的重要。政治学理念的相异，隐含着各派学者不同的政治立场与动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