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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把中国的莘莘学子送到西洋国去求学，此事翻遍老祖宗的记录，向无先例。小如桂文灿、大到恭王爷，凡是老祖宗没办过的事，谁也没办法轻易办成。因此，这个很有超前意识的提议，被糊里糊涂地“冷藏”了起来。 19世纪70年代初，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回到了祖国。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人，7岁就跟其父去了澳门。1850年考入美国名校耶鲁学院，是最先就读于耶鲁的中国人。1854年，容闳毕业，其后返回中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上海海关等处任职，还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正是这个时候，他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留学欧美的提议。 这个提议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比起容闳，曾国藩学问大，有办法，也更了解官场文化。为了说服大清皇帝和那些头脑颟顸满汉王公大臣，他甚至在奏折中，搬出了《孟子》中“置之庄岳学齐语”的典故。引经据典，口舌争逐，在老祖宗的语录中苦苦寻找理论根据，最终的结果还是不错：第一批100多名留美幼童跟着容闳去了美利坚。 至于派海军学员出国学习的努力，也早就开始酝酿了。同治末年，沈葆桢、左宗棠就上书，请求清廷批准派出福建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前往英、法两国学习深造。光绪元年，沈葆桢借派洋员日意格回法国采购舰船之机，挑选出福建船政前学堂的优秀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和后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等人，随日意格一起游历西洋。魏瀚、陈兆翱先后进入法国地中海冶金造船公司的船厂学习铁甲舰的建造技术；刘步蟾、林泰曾就是那次留在英国高士堡海军军官学校学习的。这实际上是中国向西方派遣海军留学生的一次“热身”，直到光绪二年初，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才回国。此后，恭亲王、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又反复努力，薛福成等洋务人士不断鼓吹，极力促成了派遣大批海军学生远赴欧洲留学。 1877年1月13日，李鸿章、沈葆桢的联名上书，似乎是对这次远航最直接的推动。这篇奏折说：“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既如造船一事，近时轮船铁肋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驶行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心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如……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查制造各厂，法为最盛；而水师操练，英为最精。闽厂前堂学生本习法国语言文字，应既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既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如此分投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