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社会丛书》作者们以经过鉴别的、真实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依据,将秘密社会放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它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总结出秘密社会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探究了历代中央和地方政权对待秘密社会的政策的利弊得失,为今天解决秘密社会问题提供翔实的历史依据和借鉴。 2011年11月中国致公出版社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了由刘平主编的《洪门与辛亥革命丛书》。按照主编的初衷,是要“从致公党角度,比较完整地梳理‘洪门的历史’、‘洪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两条线索”。最后形成了四本书,分别是李恭忠、黄云龙的《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孙昉、刘旭华的《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孙昉的《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与欧阳恩良的《西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刘平教授介绍丛书作者们的贡献在于:“其一,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辛亥革命,把以往人们忽略的东西清理出来。……其二,辛亥革命史研究还存在薄弱之处(最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诸多论著往往沦为应景之作),必须加以深化、细化,有新观点,有新成就。其三,这套丛书在突出会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强调洪门自身引以为骄傲的一段历史时,也对其在曲折经历中产生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可以知往鉴来。” 《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重点描述了“由会党首领及其部众冲锋陷阵在前”的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起义、自立军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与1907-1908年粤桂滇大起义。该书所探讨的问题是,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与作为传统抗争因素的会党是出于什么原因结合在一起?革命者是如何看待会党作用、怎样发动会党参与革命的?会党又如何回应革命者的宣传动员?作为主要支持力量的会党对革命的发起和推进有什么影响?下层群体经由会党这一媒介参与革命是否找到了自我解放的道路等。 《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研究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动态关系,主要说明了哥老会在西北地区拓展空间的过程以及同盟会与西北哥老会关系的演变过程。作者提出:西北地区成为哥老会驰骋的广阔天地,“与西北是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区域有关。……西北地区曾经是佛教和伊斯兰教入华的重要途径。……既然,西北地区能为这些异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宗教提供开放渠道,那么对哥老会的江湖侠义文化同样不例外。”无独有偶,《西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作者也认为:“西南袍哥的生存发展也与这一地区传统的社会组织习俗紧密相关。在贵州,不管是苗族传统的议榔组织还是侗族传统的款组织,都与会党组织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因此,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组织一经传入贵州,很快便得到了贵州各族群众的普遍认同。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晚清时期,贵州传统的社会组织最终融入了方兴未艾的秘密社会之中,一些传统组织结构亦吸纳了哥老会、天地会等的因素。”这些结论具有鲜明的区域地方特色,值得人们注意。 《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的视域转向了海外,主要考察了海外洪门最为集中的南洋和北美的情况,大洋洲、非洲地区洪门人士对革命的贡献也有所提及。同盟会及其后演变而出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直至中国国民党与海外洪门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作者的重点关注所在。作者认为“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做出了极大的奉献,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政治回报和待遇。这一历史现象的确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作者进一步提出,长期以来,我们对海外侨胞的经济索求大于政治回报。这种高度期望的索求和不平衡的政治待遇是否能加强海外华人华侨与国内的联系,一直是我们思考的盲区。 毋庸讳言,由于《洪门与辛亥革命丛书》从创意策划到成书出版只有两年时间,带有突击性、纪念性的特点,因此有些缺点也在所难免。首先给人的印象是只是光大“洪门的历史”、总结“洪门的经验教训”,而没有很好地梳理“洪门的历史”。其次在总体设计时,在空间上的全面性考虑不周,无论从先前设计的八本,还是已经成书的四本,均忽略了华东与湖北首义地区,如此光复会、共进会及文学社所做的会党工作就无从阐释。第三,存在一些史实的错误。如《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作者在前言第6页称:“孙中山甚至加入北美洪门,取得‘洪棍’的名号。”正文第179页称,“袁世凯虽然积极拉拢洪门人士以对抗孙中山,但是对洪门的合法参政请求,也同样以敷衍方式来拒绝。”⑤又如《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作者两次提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哥老会更是被当做反动会道门组织而遭到人民政府的严厉镇压”,我们不知道相关的史料依据在哪里?最后就是有些地方立论不够严谨。如《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第190页说:“海外洪门普遍意识到君主专制是造成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如果真是如此,为何在孙中山去进行“抽象的理论宣传”之前,海外洪门大多参加了康有为的保皇会?⑥又如《西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作者在前言中提出:“过多地谴责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忽视了即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缺点再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处理旧式会党,“事所必然,也无可厚非”。这种提法我们难以苟同。历史研究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必要的批评,就不可能真正达到这一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