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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秦宝琦的《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该书系统论述了清末民初秘密教门如何从以下层群众为主的结社组织蜕变为以官僚、地主、商人为主的会道门；部分秘密会党如何从下层群众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的结社组织蜕变为黑社会组织。作者力图从阶级构成和活动、社会功能两个方面说明清代三大秘密会党与民国年间的帮会、黑社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作者在第7页上正确地指出：“清代农民起义中，有许多都是由秘密会党所发动和领导的，如天地会系统的有清代前期的林爽文起义、陈周全起义，晚清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闽南小刀会起义、两广天地会起义、清末广西天地会起义以及辛亥革命时期海内外洪门支持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等；哥老会系统的有长江流域的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等省哥老会积极参加革命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等。这些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在第9页上作者又说：“随着中国近代进程的发展，秘密社会必然发生蜕变。其中秘密教门从下层群众中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卫道士和失意政客为主体的会道门；秘密会党也从下层群众中为了互济互助或自卫抗暴的帮会组织，大多蜕变为军阀官僚角逐政坛的工具或危害社会的黑社会组织。”看来作者主观上是想把历史上的秘密会党同当代黑社会区别开来，既看到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又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然而作者在某些具体提法上又往往自相矛盾。如第8页上作者认为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活动，这时却未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既然否认会党是辛亥革命时期推翻清朝统治的历史合力之一，那么它们又怎能如作者前面所说“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呢？在该书中，秦宝琦又将“清末民初”定为“清代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到1931年之前，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历史时期”。因此“上海青帮及其向黑社会的蜕变”以及“蜕变后的上海黑社会”就成了该书第十一、十二两章的标题。但是上述时间界定能否成立值得怀疑。首先，“清末”一般指辛亥革命前十年，再宽泛一点从光绪年开始。因为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曾经出现过所谓“中外和好”，同治中兴、同光新政、洋务运动等，说清末开始于同治为时过早。同样，“民初”一般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最多也只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暴亡。不知秦先生将“民初”延长到1931年之前究竟有何根据？ 2005年学苑出版社继1993年、1994年分别出版秦宝琦的《中国地下社会》第一卷(清前期秘密社会卷)、第二卷(晚清秘密社会)，后又出版了第三卷(民国会道门与黑社会)。秦宝琦在第三卷中认为，“民国年间的洪门，来源于清代的天地会与哥老会，青帮也来源于清代漕运水手中的行帮组织——安清道友等。不过，民国年间的洪门或青帮，均已经不再是下层群众的互助和抗暴性质的组织。……有的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有的蜕变为黑社会组织，只有从海外洪门演化来的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民国年间的会道门也是同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不仅表现在两者大多有组织方面的渊源关系，而且会道门歪理邪说也大多来源于秘密教门的基本教义。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已经不同，因此，其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也就必然有所区别。……民国初年的会道门，则成为官僚、军阀聚集实力，角逐政坛的工具，或成为具有政治野心的教主企图建立神权统治的工具，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会道门中大多数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他们所宣扬的‘三期末劫’说，完全是当代邪教所宣扬的‘末世论’，是为了用这种恐怖邪说，诱骗、胁迫人们加入其中。”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但作者接着说：“明清秘密教门曾经把为人看病作为吸引徒众的手段，而民国年间的会道门则利用为人看病，残害生命。”这一提法很难令人接受，同样“为人看病”，凭什么到了民国年间就变成“残害生命”了？难道民国会道门“为人看病”的初始目的不是为了“吸引徒众”，就是要“残害生命”？果真如此，为什么参加会道门的人不见减少，反而增加？ 200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秦宝琦、孟超的《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全书共设十五章，其中第五到第十五章全是晚清的内容，可见该书论述的重点在近代史板块。该书第44页称“清末民初秘密教门大多蜕变成了会道门，成为军阀官僚或外国侵略者的工具，也就谈不上有任何积极意义了”。这种全盘否定与历史事实是有较大出入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众多的会道门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抗敌积极表现⑨又该如何解释？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邵雍所著《中国近代会党史》，该书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着手对会党史进行全面的考察。“从纵向上来说，作者既爬梳出会党自清代以来的神秘起源、各地蔓延、异军崛起以及日趋灭亡的发展轨迹，同时还着重探讨了会党的成员构成、社会功能、活动特点、组织目标等。从横向上来说，作者借助会党在近代中国产生、发展、消亡这一主线，勾勒出会党在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与历届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⑩将会党的兴起、分化及流变都投放于区域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是该书的重要特色。为了凸显太平天国时期会党运动的区域化特征，作者特意精选闽南小刀会、上海小刀会、两广天地会、湖南“征义堂”、江西“边钱会”、浙江“金钱会”、台湾“八卦会”等区域性的会党起义为研究个案，如此安排既反映了整个会党群体的共性，也展示出这些组织各县地域的或时期的较大差异。该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是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会党的表现与义和团运动后会党的反洋教斗争，实为以往学界研究会党史的薄弱环节。在客观描述会党史实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会党群众一贫如洗、一无所有，往往比其他人更倾向于使用非法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同盟会联络会党进行武装起义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会党在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斗争中有过比较积极的表现，也有不光彩的阴暗面。会党毕竟是少数人的利益集团，其政治的责任感与方向感比较模糊，这就注定了它具有极强的游离性和善变性。”(11) 2010年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邵雍编著的《中国近代会道门史》，该书聚焦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重点探讨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会道门在中国近代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用较多的篇幅重点论述了各种会道门的组织结构、社会功能以及政府、会道门群体、民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潜在紧张和社会矛盾。作者注重史料挖掘，力求展开细密的实证研究。“在论及太平天国时期八卦教鲁西北起事时，作者依据《宋景诗档案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等各类史料爬梳了八卦教鲁西北起事的具体经过，揭示了八卦教曾积极寻求与教外反清势力捻军合作的史实。在对丁宝桢奏折的解读中，作者认为张玉怀和宋景诗应归属于离卦而不是坤卦，进一步明确了这次起事的组织关系，作者还重点描述了起事中宋景诗这一支黑旗军先起事后投清然后又反清的活动轨迹，同时指出起事中反复多变的还有张玉怀的黄旗军、从士钦的白旗军等，说明了八卦教在政治上的投机性和妥协性。”在论及义和团时期九宫道的表现时，该书作者在细心勘比《清季野闻》、《金銮琐记》等有关史料后提出：“在1866年派兵剿办苍岩山的不可能是直隶总督李鸿章；1900年应召进京的是普净而非普济，进而指出九宫道参与义和团运动一说难以成立。”(12)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收录了曾受邵雍教授指导的12位学生的14篇论文。这些论文或以个案为研究视角、或以时段或以区域划分，对某一特定会道门组织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例如张爱华分三阶段对20世纪20年代红枪会在河北的活动进行了论述；曹礼龙梳理了抗日战争时期红卍字会在上海的战时救济工作，肯定了它对民族革命所作的贡献。该书精心收录了同善社佛堂像、四川教匪图、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会员的装束图等二十余幅历史图片，不仅是印证史实直观证据之一，而且可以直观展示会道门的社会形象，发挥文字叙述所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