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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出版的刘平《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中国秘密宗教的基本内涵。作者认为秘密宗教史是中国秘密社会史的重要内容，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反抗有很大关系。“秘密宗教是指具有一定组织形式、反抗精神的民间教派与宗教异端，由于政府、合法宗教与主流社会的压制，被迫在地下传播，一般也被称为‘邪教’。”它是传统小农社会中的一种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相结合的社会组织方式，带有宗教性、边缘性、非法性和暴力性等特点。作者以明代中后期兴起的、以无生老母和三佛应劫救世为信仰核心的各种民间秘密宗教教派这条线索为重点，讨论了中国秘密宗教的形成，并着重分析论述了明清秘密宗教诸层面，探究了中国秘密宗教的上下、内外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其中第二章“中国秘密宗教的演变”的第二节与第三节论述的时段是中国近代史。(13)刘平认为：“民国时期，民间教派演变为会道门，并形成自身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与各种政治势力折冲樽俎，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扫除旧的社会势力，取缔会道门成为一场运动。”然而会道门旧势力并没有真正消失，“一旦时机合宜，种种名目的民间教派仍然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掀起一层层波澜”。他的意见值得思考。 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向学术界宣告了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向政治史领域高调进发。该书以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作为谋篇布局的基本要素，共分“秘密社会与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时期的秘密社会”、“中国共产党与城乡秘密社会”、“秘密社会与土地革命”、“秘密社会与抗日战争”、“秘密社会与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秘密社会走向没落的“最后的较量”七章，将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一直下延到现当代。作者“兼顾了‘短时段’与‘中时段’的历史叙述，即突出了与革命相关的秘密社会活动和事件，兼及这一时期各地主要秘密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充分展示出近现代秘密社会的性质、功能(主要是社会整合功能、精神归属功能、道德教化功能和健身强体功能)、特点(普适性、落后性和反复性)及其乱盛治衰的发展规律。”(14)作者充分注意到秘密社会中帮会与教门两大部分的平衡，加强了对后者的研究，其中关于悟善社、宗教哲学研究社等内容在其他学术著作中多语焉不详，大同民主党则未被提及，具有原创性。本书的亮点是关于中共与秘密社会关系的论述。作者利用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相关档案资料，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介绍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秘密社会的观点及其策略的变化。作者认为秘密社会对中国革命从组织、过程到结果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作者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秘密社会工作上的一些失误，认为中共党组织和红军对加入革命队伍的帮会警惕不够、改造不及时还只是个别地区局部存在的问题。在全局上，党组织和红军在帮会工作方面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偏见，犯了“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共在处理与秘密社会的关系上，从最初的缺乏经验到后期的游刃有余，也为其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该书的不足之处是“秘密社会史本身的发展脉络有待进一步强化，区域社会文化环境与秘密社会兴起、发展的关系，城市化、移民、游民与秘密社会的关系，海外移民、华人会党与近代国际秩序的建构”(15)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展示。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较之以往都有了可喜的进步。但是毋庸讳言，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是指导思想方面，急需纠正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思维模式，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是在研究内容上要兼顾内史与外史，既要宏观研究，又要微观研究；既要定性研究，又要定量研究；既要静态研究，又要动态研究；既有国内研究，又有涉外研究。第三是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还有待细化。就区域近代秘密社会研究而言，目前只有湖南、山东，后者还只是抗日战争时段的；就帮会研究而言，关于天地会、哥老会、海外洪门均有学术专著，还有上述的《近代广东会党》，但是关于青帮的专著还没有；至于会道门，已有的研究局限在一贯道、红卍字会等几个组织，还有《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但是关于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在理教、悟善社等尚无专著，这些都是需要有关研究者们继续努力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