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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疆西南部地区主要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变化 南疆西南部地区,主要指清代西四城为主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按:“和田”在古代称“于阗”,清初改称“和阗”,1959年改名“和田”。)此一地区的城市历史悠久,许多古老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发展经济、文化,故其城市为多民族的聚居区。南疆西南地域广阔,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在清代,这里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城市数量也甚少,除个别城市外,大多数城市的规模都非常小。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南疆城市规模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与北疆地区城市规模的变化相比则显得落后,与国内东中部地区城市规模相比则十分微弱。 南疆西南部的城市,以喀什噶尔、莎车、和阗为主,巴楚、英吉沙、疏勒、于阗、伽师等城镇稍具规模,其余城镇的规模都普遍较小,多为农业城镇。 喀什噶尔,在清代是新疆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喀什噶尔位于戈壁中的绿洲上,戈壁中绿洲的可耕地数量是以其灌溉能力而定,虽然这块绿洲的水量不多,可耕面积并不大,但农业却较为发达,因而人口承载能力相对较大。除了农业较发达以外,喀什噶尔的商业贸易在南疆也最为发达。虽然喀什噶尔绿洲与别的绿洲之间尽是不毛荒原,对外交通极为不便,但其经济区位却十分重要,在近代以后是英印和沙俄商品进入南疆的重要口岸。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尤其是俄国十分重视喀什噶尔的商业贸易地位,他们相继在该城派驻领事,维护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尽管他们认为喀什噶尔对欧洲人来说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地方,且不讲其恶劣气候对他们来说极不适应,尤其是不少欧洲人感觉“一到那里便和整个文明世界隔绝”是一大问题,但他们也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俄国领事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对此有明确表述:“喀什噶尔在贸易上有着重要作用。这里已成为我国(俄国)与整个中国、土耳其斯坦之间的主要通商口。我国的商品先运到这里,然后再分别运往边疆的其它县城,特别是喀什噶尔以南各地。同时一些地方产品也主要是经过喀什噶尔运往俄国。由于这一原因,喀什噶尔住有相当数量的俄国商人。喀什噶尔还具有某种政治意义,因为在这里可以观察地方政权和居民与印度的关系;观察英国人在土耳其斯坦及与其相邻国家内的活动。自从我们在帕米尔建立了哨卡,喀什噶尔的意义更加增大了。抛开上述贸易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喀什噶尔就是个无足轻重的穷乡僻壤了。”[1]91同光年间的回乱,喀什噶尔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人口大为减少。清政府在平定阿古柏之乱后,喀什噶尔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相对安定,经济有所发展,人口也稳定地增长,到20世纪初年其城厢人口达到22487人,在南疆地区仅次于莎车—叶尔羌(城厢人口22550人),与当时新疆城厢人口最多的省会迪化城(城厢人口23097人)也相差无几[2]。喀什噶尔城市人口的增加必然会扩大城区面积,其中回城就在原有旧城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拓展,最终把统一新疆后新修的徕宁城纳入到城区范围内,到20世纪初回城城周达到12里7分,不仅远超南疆其他城市,也超过当时的省会迪化城(城周只有11里5分),城池面积达3.3平方公里[2]。进入民国以后,喀什噶尔仍然保持了在南疆的区域中心地位,其聚集力和辐射力均超过南疆其他城市,城市人口和城区空间规模都有所扩大,并且出现了向城墙外扩展的趋势。20世纪初期,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僧侣橘瑞超对喀什考察后认为:“喀什是新疆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约6万。其中回城居民大概有7000户。”[3]53橘瑞超对喀什人口的估计显然过高,但喀什噶尔确实是南疆最大的城市。其后,国人吴绍璘对喀什商业的繁荣也有所记载:“城中街衢交互,廛肆纠纷,楼房层列,全疆稀有。郊外绿树成阴,良田万顷,行人往来,车龙马水。”[4]152作为南疆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喀什噶尔的经济在民国以后逐渐发生早期现代化转型,开始出现商贸公司、工厂企业、邮政电信局、通商局、银行等近代企业、通讯和金融机构。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喀什噶尔的城市建成区较前有较大扩展,并开始向城墙外发展,如英俄两国的总领事馆、俄清银行支店、俄国邮政局等都建立在城门外;其城市商业主要集中在北大街、西大街、大寺前、布八栅等街道,“城内街市纵横,楼房层列,以北大街、西大街、大寺前、布八栅等处商务最盛”[4]152,“城内城外都非常繁华”[3]53。1931年,喀什回城形成了四个主要巴扎区(即商业街区):黄巴扎、帽子巴扎、老北街巴扎、吾斯唐布衣巴扎。1940年代,喀什城市人口增加到5万人,较清末增加了1倍。民国中后期,喀什的国际贸易有了较大发展,城区内聚居了大批外国人。据统计,1949年,喀什外侨中,“苏联有146户、597人,巴基斯坦20户、36人,阿富汗4户、6人,印度10户、22人”[5]8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