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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南疆城市规模的变化与制约因素论析(4)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 何一民 参加讨论

        巴楚,为“巴尔楚克”的简称。其城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的南疆交通要道,是阿克苏与叶尔羌、喀什噶尔之间的重要军事城镇和交通枢纽,被称为喀什噶尔的东大门。乾隆年间收复新疆后,在此设军台,称巴尔楚克台,归叶尔羌办事大臣管辖。道光十二年(1832),筑玛拉巴什城。光绪初年,刘锦棠率清军驻扎在巴尔楚克,平定阿古柏之乱。光绪九年(1883),置玛喇巴什直隶厅,属喀什噶尔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直隶厅改设为州,称巴楚州,隶莎车府。巴楚县城在民国以后人口渐增,1940年代初城内居民达4000-5000人,但城内汉商和回商仅各10余户,另外也有苏联商人来此经商,其城居民以维族为主,城内建有定期开市的巴扎,每逢开市之际,附近各地的农民都聚集于此,极为热闹,其商业市况与拜城相仿[7]323。
        英吉沙城,位于新疆西南部、塔里木盆地西缘、昆仑山北麓。清收复新疆后,划英吉沙为中等城,为南疆西四城之一,初设四品阿奇木伯克署理政事,另设总兵管理边务,归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廷在英吉沙设领队大臣,署理边务兼理民事,受喀什噶尔办事大臣节制。光绪十年(1884),清廷为筹建新疆省,置英吉沙尔直隶厅,归喀什噶尔道管辖,其城市规模不大,城周仅3里。乾隆年间,在城市中部筑墙一道,将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中开栅门以通行,城北部为官署和汉族居民区,城南为维族居住区,商业集中在城南,建有定期集市的大巴扎,集市之期,摊位排列长达2-3里,十分热闹[7]326。1913年,英吉沙尔由直隶厅改为县,属喀什噶尔道,道废后改属喀什噶尔行政区。民国时期,英吉沙尔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县域的中心市场,大巴扎开市之期,附近各地的农民都纷纷前来赶集,进行农牧产品交易;城市人口也有较大增加,1940年代初城市居民约4000人[7]326。
        于阗县,在新疆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昆仑山北麓,历史悠久。清乾隆年间统一新疆,于阗为和阗地区所辖六城之一的克里雅。光绪八年(1882),清廷置于阗县,其县治初在哈喇哈什城(今“墨玉”),光绪十一年(1885)县治迁至克里雅。于阗县城位于克里雅河畔,为双城结构,由回城和汉城组成,两城之间无城垣、以水渠为界,汉城设置有县公署等机构并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居民,回城主要为维族居民,经商者甚众[7]345。于阗县城在民国时期有较大发展。由于晚清民国以后,南疆地区的农业有一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有较大发展,位于塔里木盆地交通要道上的于阗县城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人口也有较大增加。1940年代初,于阗回城有商家1000户,汉城有商家400余户,合计1500余户,人口达7000-8000人;商业集中在回城,苏联和英国商人达数百人,经营的商品除本地农牧产品外,还有苏联的机械制品,他们分别从本地收购土特产品,然后运输回到苏联或欧洲等地[7]345。
        伽师县城,在民国以后商业和手工业有较大发展,成为阿克苏与喀什噶尔之间的一个重要商业城市。1940年代初,伽师城内居民达400余户、2000余人,其中汉族居民约60余户、回民约20余户、苏联人约2-3户,其余则为维族人户;商铺多在南街及西街,其手工织布业较发达,居民多织造土布,以供邻县[7]325。
        晚清民国时期,南疆喀什噶尔行政区还增置了泽普县、麦盖提县、蒲犁县、乌鲁克恰提设治局、墨玉县、洛甫县等地方行政建置,和阗行政区也增设了皮山县、墨玉县、洛浦县、策勒县、赛图拉设治局等地方行政建置,这些行政建置的治所虽然都修建了部分政府机构和公共建筑,但城区规模都不大。据日本东亚同文会发行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新疆省》记载:在南疆喀什噶尔行政区,泽普于1921年设县,其县城是“叶尔羌至叶城沿途的农业都市,户数约200余户,人口约1000余人,为附近地区牧产品的集散地”;麦盖提于1922年设县,县城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农村聚落”;蒲犁于光绪年间置厅,1913年改县,其城“因位于山中,所以居民稀少”,1940年代初“全县居民仅1681户”;乌鲁克恰提设治局原为疏附辖地,1930年设治局,“因其位于山区,住民稀少,设治全局仅有户数344户,总人口不过1841人,全部为布鲁特族人,以游牧为业”[7]33-333。在南疆和阗行政区,皮山于晚清设县,民国相沿,“是莎车至和阗之间的一个农业都市,没有城墙,城内外居民不过100余户,居民主要以维民为主,多从事造纸和织布等,其织布供应南疆各地”;墨玉于1919年设县,至1940年代初仍只是“莎车、和阗交通线上的一个小市街”,“户数仅几百的农业都市,为县域的农牧产品集散地”;洛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县,民国相沿,到1940年代初只是“一个农业都市,无城墙,居民300余户,人口1500人左右”;策勒于1919年设县佐,1930年升格为县,1940年代初成为和阗、于阗间的一个农业都市,亦可称为工艺城,“居民约300余户,大部分为维族人,汉族人不过8户。附近盛行养蚕,而城区的丝织业较盛,其丝织品以精巧优美而闻名”;赛图拉设治局于1930年设治局,因其位于昆仑山中,至1940年代仍“人口稀少,约163户”[7]334-348。
        综上所述,南疆西南部地区的城市在近代的发展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中心城市喀什噶尔、莎车、和阗等城市在晚清以后都有一定的发展,功能也较前有所变化,但是这种发展变化相对较缓;第二,城市数量在晚清民国时期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这些新增加的县级城市一般都在地理位置偏僻、人口稀少、经济极不发达的地区,作为县域中心的这些城镇,缺乏强劲的城市聚集力和辐射力,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它们在20世纪上半叶都处于人口甚少、功能极不完善的状态,甚至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第三,民国时期南疆各地县级行政治所的建置,对于城市和区域的发展仍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原来在民国时期一点都不起眼的城区聚落经过20世纪下半期数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末都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中心城市作用,因此对民国时期这些县域城市的建置和起步要给予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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