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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虽未采纳李素之见,但发现晋绅却是较为支持他的,于是采取新的策略反抗袁世凯。当山西与陕邻境之永济、荣河、禹门、临津、吉县、河津等县遭陕西护国军攻击后,数县先后失守,太原人民也跃跃欲动(79)。此时阎仍不轻易宣告独立,而是利用这一时机,与袁谈条件,详述由于筹款困难无法扑灭山西独立势力,要求袁给予更多资金。袁为防止山西独立,只好向阎让步,再次派金永赴晋授以巨款,授金永帮办山西军务以箝阎口,令其阻拦阎之独立,并回电宽慰阎(80)。然由于全国倒袁事态发展迅猛,袁世凯已没有时间与阎锡山角逐,只得于6月6日遵照约法第29条,宣告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由段祺瑞通告全国(81)。 时隔不久,袁世凯郁闷而死。袁的离去使阎锡山摆脱了威权束缚。当再面临新政府时,阎为固位,与幕僚计议,决定急派代表入京,晋谒黎元洪与段祺瑞。其代表对黎说,“锡山知总统无亲信兵队,愿以一旅入卫”;而对段又说,“北京军人,不皆附公,愿以一旅入卫,并表示愿推戴段为大总统之至诚”。这一做法遭到段的斥责,于是阎派代表徐一清带25箱大洋入京,贿赂北京政府要人(82),以获中央政府对他的信任。1916年7月6日,大总统特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改称省长,所有职权组织暂仍其旧,仍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83)。 结语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政权,建立了共和政权,实现了政治体制的转型。但由于政制转型的突发性,及其推动这一转型的载体是军人,造成了短时间内旧制虽倒而新制未立,中国政治呈现出不确定性。中央层面新的政权结构虽已确立,但地方政制却未有实质性变革。已建政权的基础是推翻清政权的各派势力,这些政治势力大多是旧式政权遗老或军人。他们把持着绝对政治资源,特别是对军队的占有,使试图推进宪政的革新派无法与之抗衡,只好顺从军人群体的意愿,与其达成创建民主共和体制的契约,多方力量共同执掌政权,中国政治从而形成“武主文从”的格局。由此文武关系、军政关系急剧恶化,中央与地方包括北方和南方革命党人的矛盾持续升温。中央化解矛盾的举措一再受挫,中国稳定的政治秩序一时难以建立。于是,各种新旧政治文化、政治势力展开博弈。“共和”总统袁世凯推行帝制的行为,就是这种复杂政治生态的典型表现。当然,帝制上演提示出新旧交替中的许多问题,如共和体制土壤孕育的滞后,中国政治不确定性的更加凸显,武力造国利弊得失的显现,军人强权主导的政治演进等。基于这些难题的考虑和解决,政制选择与稳定政治秩序构建,成为了当时中央与地方、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得不面对和迫切关心的问题。平心而论,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对此有一定反映,阎锡山在帝制中的表现对此也有一定反映。 阎锡山在民国初年对政治体制的认识应时势而变,然其中不乏有他自己独特的思考,他由民初的拥护共和到自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实情,主张采用君主立宪,进而又坚持君宪拥护袁世凯。阎锡山面对袁威权,他的政治态度紧随时势变化而改变,这种政治手段,使他避免了遭受袁世凯集团的排挤,也使他摆脱了帝制失败时应受到的牵连,从而延续了他的政治生命,保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此外,从阎锡山出生的环境看,他从小饱读儒家经典,受儒家价值体系影响至深,应该是很忠君的那种类型,但其政治品格却违背儒家君为臣纲的伦理教条,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风格。他何以会具有这样一种政治品格?从环境与人之关系加以探讨,阎成长时期的中国正日益走向衰败,西方思想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社会精英开始质疑儒家价值体系,渐趋认同西方学说,期望以西学拯救中国。加之阎曾留学日本,深受西化色彩的日本影响,故他对儒家秩序也较为怀疑,进而转为认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将实用主义作为他社会行为的指南。以此来讲,我们就不难理解阎锡山。他实用主义的政治品格向人们说明,清末民初儒家传统秩序已受到极大的冲击,并在西化色彩影响下正趋消亡,儒家价值体系对士人的思想禁锢正日趋被打破,传统价值观不再被时人奉为千古不变的教条,同时也表明,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因为旧价值体系遭到破坏,而新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面临严重失范的尴尬,所以时人在某些方面的行为往往表现出屈从于利益取向的价值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