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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同治十二年的“公使请觐”,学界多以为是晚清对外关系的转捩点,象征中国接受西方国际秩序的开端。然而,从“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制订过程,可知清政府引据儒家经典中的“客礼”概念,重新解释“与国”一词,并将中外平等抽换为中外对等的意思,使皇帝仍可维持天子至尊的地位。因此,本文想问:总理衙门对“客礼”概念的再诠释,是否能被中国官民所接受?中国官民对“与国”的概念可有变化?为了了解中国官民对“与国”概念的转变,本文整理《申报》对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七年“公使请觐”的报道与评论,并分析这些士人对“跪拜礼”与“鞠躬礼”的看法,进而探讨“与国”定义的转化,及“客礼”概念能否为中国官民接受的问题。 【关键词】与国;客礼;公使请觐;外国公使觐见礼;《申报》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5—0069—12 一、前言 过去学界对同治十二年的“公使请觐”,多以为清政府改行“五鞠躬礼”方案,乃是清政府与外国公使团妥协,接受西方外交礼仪的表现,如芮玛丽、王开玺、何伟亚、曹雯等人都提到了同治朝的“公使请觐”是中外关系的转捩点,亦是“天朝体制”崩溃的象征,或以为象征中外关系的和缓,亦是英国对华和平政策的成就之一;①或以为“两个主权国家间礼仪之争的结束,自此以降,中国与各国间发生的礼仪之争已变化为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与侵略国家间的礼仪之争”;②或以为公使觐见的礼仪改变,象征着英国成功教导了清政府,让清政府接受欧洲形式的外交实践;③或以为中国传统封藩体制质变,西方诸国不再被当作属国,“天朝体制”逐渐崩解。④然而,与前辈们的看法有些不同,笔者主张清政府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以国际法为中心的西方国际秩序,而是经过经典诠释的方式,重新建构中国与西方诸国的关系,并把西方国际秩序嫁接在中国传统对外交涉体制之上,使近代中国外交过渡到西方国际秩序的同时,仍留下了不少传统政治文化的元素。⑤以同治六年总理衙门与各省督抚对“公使请觐”的讨论为例,可知总理衙门建构了“客礼”概念,将“与国”一词模糊化,并将中外位阶平等转化成中外位阶对等,使皇帝仍高高在上。因此,总理衙门后来虽依“鞠躬礼”,制订了“外国公使觐见礼”方案,但透过其他仪式的安排,仍区分皇帝与外国公使的君臣身份,使皇帝的权威不减反增,塑造出怀柔远人的仁君形象,也让外国公使感觉受骗上当,间接证明西方列强追求国交平等往来的企图尚未成功。⑥ 在同治朝这样的背景下,《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霞外攟屑》评论“公使请觐”时,不但不认为外国公使的递书请觐是清政府的失败,反而以为是贡使朝觐皇帝的另一种形式。⑦由此可知,总理衙门建构的“客礼”概念似发挥了作用,但能否影响中国官民的想法吗? 民间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综观晚清社会的报刊虽多为外国人经营的商业报,但这些报刊的读者却是中国官员、地方士绅、买办商人等群体,而负责主笔写稿者,也多具有半官员的身份,欲借由报刊针砭时弊,宣传新知,让官民通晓外情,对中国官绅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其中《申报》同样由英商美查创办,但《申报》的总主笔仍以传统士绅的角度,评论时事,未必全同于西文报纸的论点。⑧再加上《申报》的消息来源甚广,常常转引《邸报》、《宫门抄》及其他外文报纸,并发表相关事件的评论,颇受中国官民重视。⑨由此可知,《申报》确实能代表某部分士绅的看法,也可发挥某种程度的舆论力量。从《申报》对“公使请觐”及“外国公使觐见礼”的看法,并比较总理衙门的论点,便可发现清政府的官方说法,与《申报》的评论有许多雷同之处。为了了解中国官民对“与国”定义的变化,本文整理《申报》对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七年“公使请觐”的报道与评论,并分析这些士人对“跪拜礼”与“鞠躬礼”的看法,进而探讨“与国”定义的转化,及“客礼”概念能否为中国官民接受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扺抗(1862—1874)》,房德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342—343页。 ②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同治朝觐礼之争讨论见第487—521页。 ③[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0、159—162页。 ④曹雯:《清朝对外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248页;曹雯:《清末外国公使の謁见問題に関する一考察——咸豊·同治期を中心に》,《社会文化史学》第44期,2003年1月,第49—72页。 ⑤尤淑君:《从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变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⑥尤淑君:《客礼概念与同治朝的觐礼之争》,《东华人文学报》(花莲)第22期,2013年1月,第71—105页。 ⑦佚名辑:《照录上海翻译新闻纸》,《各使请觐抄案》,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中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第815页,同治十二年六月下旬;平步青:《霞外攟屑》卷2《各国使臣觐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429页。 ⑧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9、18—21、24—32 页;Dates from Roberta Wue,“The Profits of Philanthropy: Relief Aid,Shenbao,and the Art World in Later Nineteenth - Century Shanghai”,Late Imperial China,25(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p.187—211.《申报》实际业务则由总主笔蒋芷湘(本名蒋其章,同治九年举人、光绪三年进士)、钱昕伯(浙江湖州人,曾考中生员)负责,由此可见,《申报》的主笔者皆是中国传统士人,对中外交涉的看法仍不脱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如论战败赔款为例,《申报》讳败为胜,又以赔款为抚恤金,引起英、法国驻上海领事的不满。 ⑨上海申报馆编《论中国选用西国各事》,《申报》第7册,上海书局1982—1987年版据上海图书馆藏原报影印,第1060号,第345页,光绪元年九月初十日:“然言不言在本报,而听不听仍在中国,用不用则在君相也,岂因本馆一新闻纸竟有如此之力量欤?亦未免太重视新闻纸也”。从这段评论来看,《申报》以倒反法的笔法,反驳当时保守人士的批评。此外,从申报馆频与官府发生冲突,可见《申报》的报道确有影响力,故清政府才会在申报馆门口张贴告示,不愿《申报》刊发太多政治消息。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第90—95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78—79页。 【作者简介】尤淑君,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