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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申报》对光绪十七年“公使请觐”的报道,比起同治十二年的报道更具有实时性,内容也更为详尽,不再风闻言事,①可知《申报》已接通清政府的情报网络,故不用再像过去引据大量的外国报纸,也不须再透过外国商民,打探清政府与外国公使的动态。比照同治年间觐事报道的立场,《申报》不但大为赞同光绪十七年的请觐方案,还强调“公使请觐”的必要性,更明白陈述《申报》的立场,以为清政府可藉“公使请觐”之事,优礼外人,巩固中外和局,还能凸显中国款待公使的雅量。②从《申报》强调“优”字,可推知《申报》虽表明中国对待外国皆一视同仁,但仍将“公使请觐”之事,视为特殊状况,以示优待外使、怀柔远人之意。 其次,根据《申报》的报道内容,可知总理衙门规范了“公使请觐”之事,准许各国公使今后得在每年正月定期请觐,向皇帝贺岁,并在觐见的第二天,由总理衙门设宴,款待各国公使。③ 比起同治十二年时剑拔弩张的气氛,光绪十七年的请觐氛围已有改善,也可见总理衙门预作筹备、先声夺人的意图。对此,《申报》肯定清政府修好睦邻的用心,④并回顾过去海道未通,来华朝觐者只有周边属藩;如今海道已通,与中国均势“敌体之国”众多,故《申报》强调中国必须重视交邻之道,即“我朝统驭中外,一视同仁,凡年班来者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之,以饩赉之,使之怀德感恩”。⑤ 由此可知,《申报》比起同治年间,对“敌体之国”的认定不再只是西方诸国,而是与中国势均力敌者皆可为“与国”,故将日本也包容入“与国”的行列,不再像同治年间那样,要求地处亚洲、同文同俗的日本必须比照属藩、行“朝贡礼”。 第三,对各国公使不愿援照同治十二年成案的抗议之声,《申报》显然是赞同总理衙门的说法,以为“公使请觐”应照同治十二年的成案办理,不可轻议更张,甚至认为外国公使庸人自扰,何必多此一举。⑥ 同时,《申报》也针对各国公使的疑虑,一一反驳,并指出紫光阁虽是清政府召见外藩之地,但此番召见,乃出于皇帝特旨,更准其定期召见,怎会有轻慢公使之意。《申报》还替总理衙门解释,指出中国敬重各国公使在于“礼”,不在于“地”,只要皇帝同意接见公使、收受各国国书,即已符合国际法的外交礼仪,外国公使怎能指定觐见地点? 而总理衙门选在紫光阁觐见,不过是延续同治十二年的成案而已,并无贬低外国公使的想法。更况且为了公使的请觐要求,光绪皇帝不但亲御紫光阁,总理衙门也准备筵宴款待,“敬使之礼已尽”,不可谓“紫光阁可见外藩,而不可以见友邦使臣”。⑦ 由此可见,《申报》将“与国”等同为中华友邦,不再像同治年间将“与国”视为异俗之邦,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中西风俗不同,而是用国际惯例来为总理衙门解释,并证明清政府确实有与外国交好的诚意,毫无轻视公使的自大心态。 最后,《申报》赞同“公使请觐”的必要性,还节录驻英公使薛福成的奏疏,⑧说明“公使请觐”原本是欧美各国的外交惯例,主张光绪皇帝应召见公使,沟通意见、联络感情,便可修好中外关系,解决清朝在对外交涉上的困境。⑨ 不过,《申报》认定“与国”的标准和对待“与国”的立场,虽比同治年间更加包容,但仍遵循“客礼”的原则,严格区分属藩、与国的不同,并将属藩、与国分开讨论,在名分上不容混淆。⑩例如,《申报》先考察中国重视君臣名分,华夷之分甚严,再指出清政府的涉外体制多有弹性,分别以礼部、理藩院约束属国、外藩,市恩昭信,使属藩“久为不侵不叛之臣”。(11)而日本、欧美各国与中国立约通商,即是“与国”,故行“交邻之道”,与各国遣使聘问,并准许各国公使定期觐见,通中外上下之情。(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觐见盛仪》,《申报》第38册,第6425号,光绪十七年二月初五日,第369页。 ②《觐见盛仪》,《申报》第38册,第6425号,光绪十七年二月初五日,第369页:“窃意我中国自海禁一开,至今日无不以一视同仁为念。今而优怀远人,谊美情殷,非仅可以固和局,且可以昭雅量也”。 ③《恭读十一月初一日电传上谕谨注》,《申报》第37册,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第6345号,第1079页。 ④《恭读十一月初一日电传上谕谨注》,《申报》第37册,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第6345号,第1079页。 ⑤《论所以怀柔远人之道》,《申报》第38册,第6405号,光绪十七年正月十四日,第255页。 ⑥《觐见述闻》,《申报》第38册,第6413号,光绪十七年正月廿二日,第299页;《入觐龙光》,《申报》第38册,第6416号,光绪十七年正月廿五日,第317页。 ⑦《论敬使以固邦交》,《申报》第38册,第6417号,光绪十七年正月廿六日,第321页。 ⑧《察看交涉事宜疏》,《申报》第38册,第6476号,光绪十七年三月廿六日,第673页。 ⑨《追纪西使陛见盛典》,《申报》第38册,第6510号,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一日,第877页。 ⑩关于华夷秩序的问题,详见张启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国外交纷争中的古典文化价值》,第108—112、128—129页;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11)《觐使臣以通情好论》,《申报》第38册,第6432号,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第409页。 (12)《觐使臣以通情好论》,《申报》第38册,第6432号,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第409页:“自开海禁以来,与泰西各国及日本通商立约,海东西咸为与国,共辑邦交……窃以为此一见也,不仅铺张大典,扬诩盛仪而已,最关紧要者则自有此见,而日后中外上下之情皆从乎通,而不从乎塞,此则尤为中外所共庆者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