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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述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七年的公使请觐事 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七年的公使请觐,虽非本文重点,但为了让读者了解事件背景,不得不费些篇幅,简单叙述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七年中外双方的觐礼之争、觐见礼方案及最后的解决办法,方能进一步讨论《申报》报道立场的变化。同治十二年与光绪十七年的公使请觐事,皆是同治、光绪皇帝亲政后,准许外国驻华公使们首次入觐、呈递国书,而清政府应对外国公使团的态度可以视为同治朝、光绪朝前期对外交涉的总体表现。因此,透过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七年的觐礼之争,我们可以观察《申报》报道中外双方争议“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基本立场,并从这些报道里,分析《申报》如何重新定义“与国”,进而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正当性基础。 同治十二年是清政府首次履行《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①准许公使入觐递书,也是外国驻华公使各自以一国代表觐见皇帝、呈递国书的初体验,所以中外双方都预作准备,希望能让对方接受己方属意的觐见礼方案。在外国公使看来,只要能实现中外平等,保护本国国体,不必向皇帝行“跪拜礼”、改行“鞠躬礼”,其他条件都好商量;在总理衙门看来,若能让外国公使如属藩贡使那样接受“跪拜礼”,维护皇帝的权威,就能对皇帝和其他官员们交代,所以中外双方唇枪舌剑,但可惜外国公使凭借着《中英天津条约》与中国特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 出使欧美之先例,使总理衙门只能同意外国公使行“五鞠躬礼”。不过,总理衙门仍建构出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话语的制礼原则(客礼),即先承认欧美各国是“与国”,与中国位阶对等,再以此为制礼的藉口,将“鞠躬礼”与“跪拜礼”之间,创造出灰色地带,最后透过皇帝的恩典,让这些异风俗者得到优待、得行“鞠躬礼”。所以在总理衙门的操作下,这些手持国书的外国公使并未与皇帝平起平坐,在礼秩位阶上他们仍是皇帝的臣属,使皇帝仍可作为天子,亦是“天下秩序”的顶点。②总理衙门与英、俄、法国公使谈妥了几项条件,如公使团必须等待皇帝下诏,再一同引见,不能随请随见;觐见皇帝前,各国公使须事先演练,避免御前失礼;由皇帝决定觐见地点与时间,公使不得有异议等事。③至此,觐事看似顺利进行着,但后来因日本大使副岛种臣(そえじまたねおみ,1828—1905) 以去就争,要求先班觐见、行“三揖礼”,④又挑拨英国公使威妥玛抗议总理衙门的觐礼方案,⑤使觐事几乎破局。无奈之下,总理衙门只好同意副岛的要求,而其他国家公使则次班觐见、行“五鞠躬礼”。总理衙门的觐见礼方案,让公使团大为不满,于是入觐递书后,公使团竟拒赴总理衙门主办的晚宴,以示抗议。由此可知,同治十二年的公使请觐事,围绕着觐礼问题引起了不小的冲突,只是外国公使团仍未放弃对华合作政策,不便发作,再加上同治皇帝突然崩逝,公使团无法再有讨论,故围绕着觐礼问题的外交冲突,只好暂时隐入台面之下。 光绪十六年,光绪皇帝即将亲政,清政府又将面对“公使请觐”的问题,外国公使团再次要求皇帝应随时召见公使,并希望总理衙门能重新拟定“外国公使觐见礼”,尤其针对觐见地点的问题,表示公使团不愿在紫光阁入觐递书,以免被误会为属藩贡使的身份,将有辱国体,使觐礼之争再度发生。对此,总理衙门听取薛福成(1838—1894)的意见,早做准备,所以光绪皇帝一开始就颁布谕旨,说明光绪十七年的觐见礼方案将延续同治十二年的成案,间接驳回德国公使巴兰德(Max vonBrandt,1835—1915)另选他处觐见的要求。不过,总理衙门也主动调整过去颇受争议的几项仪式,共有六项变更,用以安抚公使团的情绪:第一,过去成案是新任公使须携有国书,方可请觐;但这次请觐已允许未带国书的新任公使,可逢新年正月再行请觐。⑥第二,过去成案是五国公使共推一人递书致词,皇帝答谕时,由恭亲王作为摈者,代为转译;但这次请觐准有国书者可各自致词,无国书者公推一人致词。每位公使致词时,光绪皇帝皆答谕,仍旧由庆郡王奕劻(1838—1917)代为转译,维持“天子—摈者—诸侯”的模式。⑦第三,过去成案仅同意三名翻译官入殿;但这次请觐允许14 国公使各带一名翻译官,让觐见人数激增到32人。第四,过去成案不许比利时、意大利等小国公使入觐;这次请觐皆准入觐。⑧第五,过去成案只认国书不认人;这次请觐依外洋贺岁之例,无国书的署理公使、参赞亦可入觐。⑨第六,过去成案设有御案、黄案,各国国书须放置黄案上,再由恭亲王捧交皇帝;但这次请觐撤去黄案,各国公使可更靠近御座,但仍旧由御前大臣转递各国国书,再将国书放置御案上。⑩由此可知,光绪十七年的觐礼方案仍是换汤不换药,只妥协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细节,增加了入觐皇帝的人数与层级,但对于能突显皇帝至尊地位的摈者之礼,仍是丝毫不改,藉以让皇帝稳居于“天下秩序”的顶点,不至于发生皇帝与公使平起平坐的正当性危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卷1《中英天津条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②尤淑君:《客礼概念与同治朝的觐礼之争》,《东华人文学报》(花莲)第22期,2013年1月,第71—105页。 ③佚名辑《抄孙道上伯相禀》,《各使请觐抄案》,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晚清洋务运动事類汇钞》中册,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一日,第800—801页。 ④曹雯:《清朝对外体制》,第255—270页。 ⑤吴汝纶编《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3《复李雨亭制军》,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一日,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b。 ⑥《清德宗实录》卷291,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丁卯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70b—871a页。 ⑦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5册,光绪十七年正月廿五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27页。 ⑧薛福成:《薛福成日记》下册,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62页。 ⑨薛福成:《薛福成日记》下册,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第663页;光绪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第628—629页;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第591页。 ⑩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5 册,光绪十七年正月廿五日,第2428页;薛福成:《薛福成日记》下册,光绪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第628—62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