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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与国”定义与晚清对外交涉观之变化 透过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七年的觐礼之争,可知同治朝、光绪朝前期对外交涉的重点虽在维系“天下秩序”的理想及皇权的正当性基础,但清政府应对外国公使团的态度已由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并试着把国交平等的西式外交惯例,比附传统中国儒家经典的词汇或概念(如交邻、主客、怀柔等词),使总理衙门顺利转换概念,让这些新政策拥有历史依据与理论基础,得到行动的正当性,藉以避免传统士人或保守官员的反对,也能维护皇帝作为天子的至尊地位,继续处于“天下秩序”的顶点。综前文所论,《申报》在同治、光绪年间的觐事报道上,认同总理衙门主张的“客礼”概念,始终坚持优礼外人的论调,并强调“公使请觐”的必要性,建议皇帝应随时召见外国公使,确保和局。不过,《申报》仍认为“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制订,乃因时制礼,属特殊礼仪。正因为同治、光绪皇帝尊重中西礼俗的不同,才优礼外人,允许公使行“五鞠躬礼”。因此,《申报》同意总理衙门的意见,以为应依循同治十二年的觐见礼方案,反对公使“在大内觐见”的要求。由此可知,《申报》对“公使请觐”的讨论,仍延续“客礼”的概念,强调皇帝加恩、特赐优礼,尚未脱离传统宾礼的思考模式。 像这样词汇雷同、概念嫁接的情况,也出现在《申报》对同治十二年、光绪十七年“公使请觐”的相关报道之中,尤其是以“与国”一语的词语解释、时势变化及报人所持之态度。在同治十二年的觐事报道中,《申报》以出使者的地理位置和风俗习惯,作为判断“与国”的标准,故视欧美诸国为“与国”,但对日本则有意识地排除在“与国”的行列之外,甚至重提日本过去曾向中国称臣之事,遂主张日本大使副岛种臣应行“跪拜礼”,反对与欧美各国公使同享“鞠躬礼”的特殊待遇。然而,在光绪十七年的觐事报道中,《申报》将“与国”定义为与中国势均力敌者,遂扩大对“与国”的认定,承认日本与中国势均力敌,故将日本、欧美各国同列“与国”,皆可待以“客礼”,给予特殊待遇。由此可知,《申报》强调“时”的重要性,以为中国对外关系可随现实需要,相应调整“与国”的定义及其对象,并依循“客礼”概念,将总理衙门制订的“外国公使觐见礼”解释为皇帝优礼外人的表现,进而维持皇帝的至尊地位,避免“天下秩序”崩解的政治文化危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