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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无论是吴黎平与刘云1938年根据俄文的翻译,或是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英文本的翻译,抑或是马克思发表时的英文“the character of the national power”,以及列宁的看法,都是一致的,都是说国家机器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毛泽东的关于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的看法,也是与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一脉相承的。不过,毛泽东认为“政权的阶级性质”就是“国体”,这一点却与马克思的原文有一定距离。 在笔者看来,将英文the character of the national power 翻译为“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阶级统治的机关”,或表述为“政权的阶级性质”,简称“国家性质”,是比较妥切的。然而,毛泽东却将国家机器的这种阶级性质赋予“国体”一词,这在语言学上被称为“借词”现象。由于“国体”的这一转义与本义相去甚远,阅读起来,难免令人费解。不过,我们现在讨论“the characterof the national power”如何翻译更为贴切,似乎已经有些多余。由于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地位,政治教科书接受其赋予的“国体”新概念是当然的。一个新词或词义的流行,有时与某一个名人的使用和提倡很有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著名语言学家王力认为,这就是名人效应。但是,我们在此必须指出,“国体”在古代汉语中并无“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的涵义。 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嬗变之后,“国体”便具有了五层涵义。如前所述,在古代典籍中具有“国家体制”、“国家体面”和“国家体力”三层涵义,在近代典籍中又有了“政体分类”和“国家性质”两层涵义,再加上现代“国家体育”简称,真是一词而多义,不仔细推敲,是很难区分其涵义的。 通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政体”一词在近代中国具有“政治体制”和“政体分类”两层涵义;而“国体”在近代典籍中则具有“国家体制”、“国家体面”、“国家体力”、“政体分类”和“国家性质”等五层涵义。一方面由于“政体”与“国体”本身词义内涵丰富,另一方面,由于这两个词义之间又互有重叠之处,因此,我们在阅读近代中国典籍时不仅需要对其加以认真分辨,而且在翻译和介绍时尤其需要格外谨慎。 词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词义的发展演变除了语言自身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外因就是社会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变化。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经指出: “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①我们从“政体”与“国体”这两个词义的嬗变,也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相继吸纳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与无产阶级政治学的情况。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现代汉语词汇中保存着历史发展、时代更替的大量信息,承载着民族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深刻反映着“古今中外”的复杂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