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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时的反对者是如何看待“国体”的这个概念呢?梁启超首先向英文《京报》记者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稍后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长篇申论。大致说来,梁启超在1915年秋天继续坚持1912年的观点,仍想区分“国体”与“政体”的不同概念,不过说来说去,还是说不清。就其主要观点来说,还是明确否定筹安会所谓变更“国体”的观点的。 记者问曰:“既云只论政体,不论国体,则国体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应无反对。且先生于数年前不尝著论力主君主立宪乎?”梁君答曰: “吾所谓‘只论政体,不论国体’者,常欲在现行国体之下,求政体之改革。故当前清末叶共和革命论极盛之时,吾独坚持君主立宪说,与革命党笔战,累十数万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后,吾犹著《新中国建设问题》一书,谓‘虽不得已而行共和,亦当虚存君位’……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 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 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此吾数十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① 除了梁启超之外,大多数反对者对于筹安会关于“国体”,即“政体分类”的概念并无异议,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政治倒退、复辟帝制。有人说:“近读我公发起筹安会宣言,以鉴于欧美共和国之易致扰乱,又念中国人民自治能力不足,深知共和政体断不适用于今时。”②有人说:“今日我中华民国真真共和精神已完全失却,民国血脉之国会亦可无有,致被外人笑吾非驴非马之共和国,甚者讥为迪克推多之政局。诸子或因郁愤之余,以为留此有名无实之民主政体,毋宁改为君主制度为直捷。”③有人在《国体诌议》中指出,正是由于主权存在之方式有别,于是“有君主国也,贵族国也,民主国也。皆西儒亚里士多德所称为正则之国体者。”④ 就“国体”与“政体”的概念来说,在古德诺和英文《京报》记者看来,也认为是同义词。由于筹安会在发表宣言时,曾提及古德诺的主张,《京报》记者为此访问了古德诺。《京报》载文道:“古君云:‘筹安会宣言书所载(美国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云云,实属子虚。古君又云:‘彼向无此种意见,更无此种议论。’其意以为,无论如何,各种政体实无比较优劣之可言。并深信共和政体与国情相宜者,实为最善之政体。就法、美两国观之,可以证明。……苟他国之情形与法、美悬殊者,则君主政体或较优于他种政体,亦未可必。”⑤ 同样是这一段话,译文却是:“外间所传伊之主张谓:‘君主国体实较民主国体为优’,云云,曾见诸本报所载之筹安会宣言书者,不独伊并无此言,亦无此等主张。博士谓:伊向不发此等议论。且以为世界国体从概括的观之,实无比较优劣之可言,适宜民主国体者,即以民主为最良政体。如法、美两国是也。……苟他国之国情异于美、法二国者,即以君主国体为适宜,一如美、法之适宜民主国体也。”⑥ 对比以上两段话,可知在记者的眼中“国体”与“政体”完全是同义词,并无区别。对于这样一种翻译,也从未有人提出异议。可见人们认可了这样的概念。自筹安会发出所谓“国体”宣言之后,“朝野上下赞成、反对各居其半。”⑦ 8月25日,谷钟秀、徐傅霖、杨永泰、欧阳振声发表维持共和国体宣言。8月30日,段芝贵等密电各省长官,以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上请愿改革国体书。9月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沈云沛、周家彦、马安良、蔡锷等请愿改变国体。9月6日,袁世凯派左丞杨士琦在代行立法院宣称,改变国体一事听之国民。该院推联芳、梁士诒、陈国祥、汪有龄等审查9月1日之请愿。9月19 日,梁士诒等组织“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沈云沛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据云梁名系他人代署,其他文件亦如之)。9月20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建议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善法,以解决“国体”问题。9月25日,袁世凯咨复参政院,主张提前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9 月28 日,参政院议决以“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指定梁士诒、汪有龄、陈国祥、蔡锷、王劭廉、施愚等起草办法。11月11日,外交部通知日、英、俄、法四国公使,变更国体已为大多数国民所决定,中国政府当选一适当时机,谨慎将事。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汇查国民代表决定国体票数一千九百九十三票,一致推戴袁世凯为皇帝,即将推戴书奏达袁氏,请登大宝。袁咨复逊谢,该院又上第二次推戴书,乞速正位登极。袁世凯于是成为洪宪皇帝。12月21日,黄兴自美国致函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伍廷芳、庄蕴宽,望维持共和国体。 陈独秀于1917年在反对孔教时,也讨论及“国体”问题。他说:“我想主张孔教加入宪法的议员,他必定忘记了他自己是共和民国的议员,所议的是共和民国的宪法。与其主张将尊崇孔教加入宪法,不如爽快讨论中华国体是否可以共和。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⑧ 从上述情况来看,无论是主张维持共和国政体,还是支持袁世凯称帝,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记者,除了少数人之外(例如梁启超),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把“国体”看成是“政体”的同义词。这是“国体”在民国初年第一次嬗变的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梁任公先生之谈话》(1915年9月4日),鹤唳生编:《最近国体风云录》杂录类,第9—10页。 ②《致筹安会杨皙子论国体书》,鹤唳生编:《最近国体风云录》乙说,第20页。 ③吴再芸:《敢问筹安会》,鹤唳生编:《最近国体风云录》乙说,第62页。 ④无名氏:《国体诌议》,鹤唳生编:《最近国体风云录》乙说,第51页。 ⑤《古德诺博士与英文〈京报〉记者之谈话》,鹤唳生编:《最近国体风云录》外论,第1页。 ⑥《古博士又有关乎国体之谈话》,鹤唳生编:《最近国体风云录》外论,第3页。 ⑦《丁义华忠告我上下》,鹤唳生编:《最近国体风云录》外论,第17页。 ⑧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