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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中国人最早接受西方“政体”概念的人,似乎应从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开始。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说,“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稍后,他在进呈《日本变政考》中谈及西方的三权分立,“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论仪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法官,主承宣布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纠愆谬者也。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①如果说,这两段资料中提及的“政体”,还可以理解为一般的政治体制,“政体分类”的概念尚不十分明确。那么,下面一段资料,则显示出康有为已经接受了西方“政体分类”的观念。他在《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指出:“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公治其国,国安得不弱?”②此处强调“各国皆行此政体”、“吾国行专制政体”,说明作者对于政体分类(forms of government)已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 梁启超讨论西方政体始于《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他说:“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③在他看来,这是人类政治进化的三个阶段,“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梁启超的这种看法显然属于牵强附会,有违西方政治学之常识。因此,严复对其严肃批评说:“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Monarchy),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里斯托格拉时者(Aristocracy),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Democracy),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希、罗两史,班班可称,与前两制相为起灭。虽其时,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备,然实为后来民治之滥觞。且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含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子之言未为当也!”④在此,我们注意到,严复把forms of government 翻译为“政制”,而没有翻译成“政体”。 随着西方政治学知识的增长,梁启超很快对“政体”的概念明确起来。他在《各国宪法异同论》中,专门讨论了政体问题。他说:“政体之种类,昔人虽分为多种,然按之今日之各国,实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大类而已。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但就其名而言之,则共和国不与立宪国同类。就其实而言之,则今日之共和国,皆有议院之国也,通称之为立宪政体,无不可也。”⑤稍后,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于“政体”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他说:“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尝有也。今请先述泰西分类之说及其变迁发达之形,以资比较焉。”然后,他指出,政体的分类理论起源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以主权的人数多少划分为三类,每一种又有正、变两类。君主政体(Monarchy),其变体为暴君政体(Tyrant);贵族政体(Aristocracy),其变体为寡人政体(Origarohy);民主政体(Democracy),其变体为暴民政体(Demogogy or Ochiocracy)。“此论传数千年,至今学者诵法之,虽小有损益,然大端无以易也。”⑥而后,他又详细介绍了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关于政体的论说。 于此可见,梁启超是时对于西方政治学关于“政体”的界说已经十分清楚。也正是由于梁启超的大力宣传,“政体分类之说”很快被中国社会接受。因此,我们说,汉语的传统“政体”词义,到了近代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赋予新的涵义。大致说来,在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政治学的输入,“政体”才逐渐嬗变为现代政治学的涵义。不难看出,这种嬗变源于维新思潮的兴起,源于社会生活的变化。“政体”词义的嬗变,一方面折射出使用者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近代文化的结合。语言的变化既忠实地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又促使其社会观念的更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1,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 ②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8 页。 ③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页。 ④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0页。 ⑤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71页。 ⑥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6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