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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介绍了世界范围内国债的起源，说明国债古已有之，近代以来，更为普遍，咸同之间，欧美诸国铁道、机厂、电报之属，日新月异，动用浩繁，专事借贷，所借债额，动辄数万兆、数百万兆乃至数千万兆，印度、新金山、非洲等处，都借有大量外债。马建忠指出，这些国家，论幅员则不广，论生齿则不繁，而遇有乞借，则借之人不可胜数，借之银不可胜用，沛乎如泉源，浩乎若江河。那么，这类借贷遵循是什么逻辑呢： 曰取信之有本也，告贷之有方也，偿负之有期也，此三者借债之经，而行权之道则存乎其人。西人云：取现在之银偿将来之息谓之债，恃将来之息致现在之银谓之信，故凡乞借于人者，必有所恃，豪商恃其蓄积，素封恃其田庐，国家恃其赋税，故计臣以国计之盈虚为借债之难易。 他区别债务的不同类别，指出，像建造铁路这类外债，是很容易就能借到的： 至于借债以治道途，以辟山泽，以浚海口，以兴铁道，凡所以为民谋生之具，即所以为国开财之源，与借债以行军，其情事迥不相同，故人人争轮，云集雾合，不召自来，恃其有款之可抵，有息之可偿故也。 他说，强如英、法、奥、意大利，弱如秘鲁、都尼斯(突尼斯)、土尔基(土耳其)、埃及等国，都有这方面的经历。(15) 为了使中国铁路建设能够顺利进行，马建忠建议，可以先修筑从天津到北京的一段，认为其利有六：一是此段路线已有一英国人勘察过，事半而功倍；二是距离较短，容易建成；三是此段往来官商较多，能起到好的宣传效果；四是津京地位重要，这段运行得好，中国其他地方更易着手；五是可以通过这段铁路培养铁路专门人才，可以挑选华人，学治道途，学置铁轨，学驶轮车，学司收纳，他日即可用于南北铁路线上；六是在举借外债方面从严管理，为将来做一示范，亦为将来举借外债打开通路。(16) 二、对西方列强染指中国铁路的反应 最早在中国将修筑铁路付诸实施的是英国人。 早在1862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梅辉立就在广东倡导建筑由广东通往江西的铁路，并到大庾岭一带踏勘，后因工程过大，没有付诸实施。1863年，活动在上海的以英商怡和洋行为首的27家洋行，通过上海道台黄芳，向江苏巡抚李鸿章提出修筑由上海通往苏州的铁路，并筹建了铁路公司，但遭李鸿章拒绝。(17)1864年，怡和洋行邀请曾在印度从事铁路建筑的英国工程师斯蒂文森来华考察铁路问题，斯蒂文森提出了一个综合铁路计划，其计划以汉口为中心，东到上海，西到四川、云南，再通到印度，南到广州，又从东行线之镇江北行到天津、北京。这样一来，中国的四个通商口岸，即上海广州、汉口、天津，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都将由铁路联通起来。除此之外，他还计划将上海与宁波连接起来，并建筑从福州通往内地的铁路。(18)其议亦未为中国政府接受。同年，英国领事巴夏礼重提修筑上海至苏州铁路之事，遭署上海道应宝时拒绝。(19)1865年，英商杜兰德擅自在北京永宁门外铺设一条小铁路，长约半公里，以人力推动火车，目的是宣传铁路之利，京师人诧为未闻，骇为怪物，后被步兵统领下令拆除。(20) 英国人积极鼓动中国建造铁路，显然是为了扩大其在华侵略权益。对此，清政府看得很清楚。这样，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建造铁路与便利西方列强侵略几乎成为同义语。因此，凡是外国人向中国提出建造铁路建议，清政府便一律想方设法予以拒绝。 还在1863年，上海洋商禀请建造上海至苏州铁路时，总理衙门便已指示李鸿章，此事“万难允许”，并要求“密致通商各口岸，一体防范”。(21)1865年，总署又通饬地方大员，对于外国人要求开设铁路之事，务必设法阻止。(22)1866年至1867年，总税务司赫德、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都建议中国仿造铁路火车，总署概加拒绝。总理衙门所持理由，一是担心开通铁路，洋人进入中国太深，多生枝节，制造隐患；二是铁路会使中国险阻尽失，国家安全受到影响；三是有害民间田地、庐舍，尤其有碍风水；第四是妨碍民间生计，势必会引起纷争。在这种格局下，连主张兴办洋务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也都持反对意见，更不用说那些反对洋务的守旧官员了。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可以说，朝廷上下内外，无论开新还是守旧，举国一致反对在中国修建铁路火车。时人所持理由，大多是从中国与列强利害得失出发的，或认为铁路“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23)或认为铁路是“彼族故神其说，以冀耸听，尚非其最要之务”；(24)或认为洋人鼓动中国建造铁路，“其显而易见者，则垄断牟利也，其隐而难窥者，则包藏祸心也”；(25)或认为洋人“是欲广通其路于中国也，以中国之中，而皆有该夷之兵，皆有该夷之民，皆为该夷任意往来之路。轮船所不能至，轮车皆至之。使无地不可以号召，无地不可以冲突，以重怵我百姓之心”。(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