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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津沽铁路竣工通车，李鸿章提出就势将铁路接到通州，海军衙门随即请办。与此同时，李鸿章趁庆贺光绪帝大婚之机，修建了专供慈禧、光绪帝御用的西苑铁路，以便让清朝最高统治者感受火车的优越性。修筑津通路与西苑铁路两件事连在一起，在京师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先后上奏表示反对的有二十多人，包括御史余联沅，屠仁守、吴兆泰、张炳琳、林步青、徐会澧、王文锦、李培元、曹鸿勋、王仁堪、高钊中、何福堃，国子监祭酒盛昱，户部给事中洪良品，左庶子朱琛，户部尚书翁同龢、孙家鼐，礼部尚书奎润，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大学士恩承，尚书徐桐，侍郎孙毓汶。反对意见归纳起来，还是铁路将为敌所用、扰乱社会、夺民生计、亨利在官，受害在民等，都是此前一二十年间反对修建铁路的老调。只有一条是新的，即京师重地，首善之区，不能轻试。对此，李鸿章写了《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等，予以驳斥。海军衙门、军机处将反对意见归纳为“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端，予以批评，请皇上将各原奏发交有关将军督抚复议，要曾国荃、卞宝第、张之洞、刘铭传、王文韶等十多位将军督抚对于津通铁路各抒所见，迅速奏复。结果，多数人赞成继续兴办铁路。两江总督曾国荃讲得最为简洁透彻： 泰西铁路之利，各国皆同，中国所欲摹仿而收其利权者，已非一日。臣愚窃以为不开于今日，必开于将来，势必为之也。与其毁已成之股票而不足取信，不若坚自强之定见，而先立始基。盖人情乐于观成而难于图始。即如出使外洋一役，当年群臣鄙夷不屑者居多，有人言及，几何不掩耳而走？不数年而人人思奋，乐于趋事。无他，安于所习耳。夫风云雷雨至变也，习见之而为常；江淮河海至险也，习行之而无惧。铁路一事，为中国前代所未闻，一旦创办，小民骇异，无怪其然。逮落成以后，向之所称有害者，未必尽然；而征兵运漕，随发随至，装货搭客，倏往倏来，殆如轮船、电线之共称便利，有可决其必然者。(53) 环绕着津通铁路的争论，持续到1889年。这一次，反对修路的声浪，远超过以往，卷入的人数多，地位也高。但是，由于关键人物奕譞、李鸿章的坚持，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修路事宜才得以向前推进。 四、矛盾夹缠 从19世纪60年代初起，到80年代末，围绕中国要否修建铁路问题。争论一直没有停止。60年代，主要是讨论如何防止列强插手的问题；70年代，讨论的是在我国台湾海岛修建铁路；80年代中期，讨论的是在中国内地修建铁路；80年代末，讨论的既有内地修建铁路问题，还有京师可否通行火车问题。 总括二十多年间赞成与反对的意见，没有多少本质差异，只有具体表述不同。赞成意见主要是方便货物、人员、信息流动，刺激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抗敌卫国，论述最详尽的是丁日昌的“十害、十利与七不必虑”与李鸿章的九利三防范说；反对意见集中起来，就是日后海军衙门归纳的“资敌、扰民、夺民生计”，所谓影响庐墓风水也在“扰民”之列，论述最详尽的是刘锡鸿的“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 在器物层面上，同光之际中国从西方引进的最重要的有三项，即军械(包括枪炮与军舰)、轮船与铁路。这三个方面引起的社会反响各不相同。军械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如果官员之中有什么分歧的话，那主要集中于经费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相比，军械落后是显而易见的，仿造外国军械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没有什么触动。轮船方面(主要是民用轮船)，稍有争论，开始是涉及原有船工生计问题，及至海运取代河运、导致原有漕运员工失业成为流民，这才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范围还比较有限。修筑铁路之所以成为问题，引起涉及那么广范围、持续那么长时间的争论，主要因为，第一，铁路火车是全新的事物，包括铁轨的铺设，火车飞驰的动力与原理，载客载物的强大功能，在国人原有的认知范围里，没有可比的类似物。铁路之于土路石路，火车之于马车骡车，代表的是两类不同程度的文明。第二，铁路修筑、火车运行的人为色彩特别强烈，并不像轮船那样顺着原有江河航道航行，而是自辟蹊经，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拿弯取直，有陂必平，对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的力度很大，对原有山河、田亩、庐舍、陵墓确有冲击与破坏。第三，铁路修筑，火车运行，确实会改变相关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改变民情风俗，所谓“夺民利权”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第四，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修路的资金来源，诚如马建忠所说，只有借贷外债一途，这对于尚不了解外债作用两面性的官绅来说，其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这四个方面，都是铁路火车不同于军械、轮船的地方，是铁路火车在同光之际引起诸多疑忌、争论的根源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