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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在为与列强修约做准备时，总理衙门明确要求各地预筹抵制外国修筑铁路的要求，与议者有陕甘总督左宗棠、山东巡抚丁宝桢、总理船政沈葆桢、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西巡抚刘坤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湖广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瑞麟、江苏巡抚署鄂督李瀚章、浙江巡抚马新贻、署直隶总督官文等一大批官员。他们强调妨碍风水，民情不便。曾国藩表示，铁路扰民生计： 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如轮船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27) 丁宝桢说： 此事为害过大，使我之国计民生日耗日削于冥冥之中，不堪设想。(28) 李鸿章说： (建造铁路)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29) 纵览整个60年代朝野反对修建铁路的奏章、议论，可以看出，其时中国官绅极少有人对铁路和火车有真切的了解，也极少有人对铁路和火车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切实的研究，而是顺着凡是洋人想做的就一概反对的思路，简单地予以排斥、拒绝，以至于在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军工企业的同时，却反对修建与其紧密联系的铁路，丧失了中国近代化起步阶段的大段宝贵光阴。 到了1870年代，洋商在中国修建铁路一事，取得了突破，这就是吴淞铁路的修筑。 还在1865年，英商就组织淞沪铁路公司，请筑上海至吴淞铁路，被上海道应宝时拒绝。过了一段时间，英商又向新任道台沈秉成含糊提出修通至吴淞道路的请求，沈秉成以既非铁道而是一般修路，当即允准。(30)英商以偷天换日的办法，于1876年1月开工修路，7月3日，上海至江湾段正式通车。12月1日，上海至吴淞铁路全线通车。 这是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成功地建造铁路行驶火车，自然引起各方面关注。这时，上海道已经换为冯焌光。冯立即与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交涉，要求禁止。冯表示，如果不能禁止火车通行，他情愿卧轨而死，可见其态度之坚决。 1876年8月3日，火车在江湾北首意外压死一名三十余岁华人，这使中国地方政府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经多次交涉，1877年10月，清政府收回这条铁路，旋即将其拆毁，火车与铁轨被运往我国台湾，以后又被运到北方，为修筑开平煤矿铁路之用。 三、修还是不修？ 在吴淞铁路交涉的同时，清廷一些官员提出了中国自己修筑铁路的主张。此事始于1877年1月9日(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福建巡抚丁日昌鉴于此前日本对我国台湾的侵犯，向朝廷提出在台湾兴办轮路矿务的奏折。他逐一论述了轮路(即铁路)矿务不兴之十害、创办轮路矿务之十利与七不必虑的意见，包括轮路矿务不兴，则交通不便、防卫困难、敌兵随处可以登岸而我驻兵进退两难、文报难通、土匪难治、军饷难继、澎湖列岛难于兼顾；轮路矿务创办以后，则全岛军情可瞬息而得、文报无淹滞之虞、军队调动灵便、便于抵抗敌人海上来犯、亦可免受瘟疫之害、便于治理当地人民、兵勇操练更加方便。所谓七不必虑，包括不必担忧轮路矿务之兴会伤人庐墓，因台湾旷土甚多，轮路不致碍及田庐；不必担忧经费问题，可以逐步进行；不必担忧兴建轮路师法洋人，他日全局要害为洋人所盘踞，因为我雇洋人为工匠，工竣则洋人可撤，中国人可从中一面举行，一面学习；不必担忧台湾兴办轮路以后，中国内地效尤，因为台湾与内地情形不同，况且是中国自行举办，并非如上海系洋人私造。(31) 丁日昌的奏议，得到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支持，也得到总理衙门的肯定，认为： 举办轮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尤属目前当务之急。并请饬下丁日昌，审度地势，妥速筹策，务当力为其难，俾安内攘外，均有裨益。(32) 清廷批准了丁日昌的奏议，下令提留一部分关税与厘金供丁日昌修建轮路使用。(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