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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10月31日(光绪十年九月十三日)，内阁学士徐致祥上奏称，西洋人劝中国兴建铁路： 以利动我，实以害重我，我受其害，则彼享其利，而中国附和而怂恿之者，无非为肥己进身之地，而置国家之利害于不顾也。 他陈说兴建铁路八害：一、铁路兴而夺商船业务，影响商人生计；二、兴建铁路必然占用先前治理黄河的经费，置无数小民之困苦于不顾，丧失民心；三、自清江浦建造铁路，洋人将染指其地，置造洋房，增设货栈；四、建造铁路，洋人必然效法，如果允许，则无异开门揖盗，如果拒绝，则启衅兴戎；五、铁路一建，中国关塞尽失其险，将何以自立？六、铁路易被破坏，控断尺地，火车即不能行，极难防范；七、火车通行，传递文报，则先前驿站全废，陆路车驼俱归无用，影响原有人员生计；八、举借外债，其患无穷。总之，铁路之事，“利小而害大，利近而害远，利显而害隐。彼所为利者，在五年之中，臣所为害者，在十年以外。”(48) 1885年1月10日(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徐致祥再上一折，指责： 唱导此说与赞成此说者，非奸即谄，而置国家之大害于不顾也，借夷之款以增夷之利，用夷之法以遂夷之计。(49) 徐致祥所说“八害”，并无任何新鲜的内容，但他指责主张修建铁路的大臣是为了“肥己进身”，是“置国家之利害于不顾”，是“借夷之款以增夷之利，用夷之法以遂夷之计”，则是对刘铭传、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的政治诬陷，是否定这批大臣对大清王朝的忠诚，这是慈禧太后所不能容忍的。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谕谴责徐致祥所奏并不平心论事，辄敢肆行訾诋，殊属妄诞，着交部议处。(50)徐由此受到降三级调用、不准抵消的处分。 中法战争结束后，朝廷下诏各臣工切筹善后，铁路又被作为重要内容提了出来。李鸿章表示，法事起后，债台高筑。开源之道，当效西法采煤铁、造铁路、兴商政。矿藏固为美富，铁路实有远利。(51)1885年，闽浙总督左宗棠病故，临终遗疏言： 铁路宜仿造也。外洋以经商为本，与中国情形原有不同，然因商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天下俗论纷纷，究不必与之辩白……请俟海防大臣派定之后，饬令议办。(52) 1886年，清廷设置海军衙门，任命醇王总理节制沿海水师，以庆郡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为佐。李鸿章奏请将铁路事务统归海军衙门管理。1887年，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沽铁路和台湾铁路，慈禧太后批准。此后，津沽与台湾铁路动工兴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