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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作为倡导洋务的中坚人物李鸿章，已经考虑到中国修建铁路问题。1872年，他致信丁日昌，便已述及这一问题。(34)1874年讨论海防问题时，李鸿章更清楚地表示，兴造铁路，是中国能富能强的关键一步。(35)同年冬，他向恭亲王奕极陈铁路利益，并请先试造自清江浦至北京的一段，奕亦以为然，但表示无人敢主持。(36)此事遂被搁置下来。1879年，奕奏请朝廷：包括铁路在内的洋务各事，应由南洋大臣等随时酌度情形，奏明办理。(37)在此前后，赞成兴建铁路的人日益增多。贵州候补道罗应旒、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左都御史志和均极表赞成。由此可见，到70年代中后期，已有一部分官员认识到中国创办铁路火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丁日昌所奏，是在我国台湾海岛修建铁路，地旷人稀，罕有毁坏田亩庐墓之事，朝廷又明确表示支持，所以，没有引起什么争议。丁日昌在奏折中特别申述海岛与内地不同，地形不同，民情不同，总理衙门也重申这点。这说明朝廷在批准台湾筑路之议时，已考虑到海岛与内地的差异。果然，1880年代初期，刘铭传提出在内地修筑铁路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1880年底，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奉诏进京筹议抗俄军务，首倡在中国内地修筑铁路。他在奏折中认为，俄国、日本都因为有铁路火车，日益强大，已经对中国形成威胁；铁路建设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都至关重要，是自强之道关键所在，中国建造铁路刻不容缓： 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仓皇之虑，转输艰难之虞……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并无洋票通行之病，裕国便民之道，无踰于此。且俄人所以挟我，日本所以轻我者，皆因中国守一隅之见，畏难苟安，不能奋兴。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彼族闻之，必先震詟，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 他建议修筑由江苏清江浦经山东到北京、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由北京东通盛京和西通甘肃的四条铁路。由于工程浩繁，急切不能并举，应先修清江浦至北京一段。(38) 刘铭传的建议，将铁路建设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廷旨要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妥议具奏。李、刘复奏，均赞成先修清江至北京一路。 李鸿章强调：“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他认为，近四五十年间，西方各国之所以日臻富强，就在于其有轮船以通海道，有铁路以便陆行；日本、俄国也因为有铁路而发展迅速。他列举兴建铁路有九利：一是便利交通，改变民风，刺激经济；二是便利军队调动，有利国防；三是便利加强京师与内地联系，有利于拱卫京师；四是有利于赈灾保民；五是有利于漕粮、军米、军火、京饷等转运；六是有利于文书、邮件、信息传递；七是有利于煤铁矿运输，增加利源；八是有利于洋货、土货交易，促进经济；九是有利于官民兵商人员流动。他还就所谓铁路之开便于敌人来犯、影响车夫贩竖生计、破坏民间田庐坟墓等反对修建铁路的说法，一一进行了驳斥。对于刘铭传借贷外债以修路的意见，李鸿章提出了三条预作防范的补充意见：一是担心洋人之把持而铁路不能自主，建议与洋人明立禁约，不得干预吾事，一切招工、购料等事宜，均由中国做主；二是担心洋人诡谋占据铁路，建议不准洋人附股，将来万一经营亏短，还债困难，也只准以铁路为质信，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三是担心因铁路之债影响中国财政，建议与洋人议明，这类债务与海关无涉，但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39)他认为，铁路办理得法，则“利国利民，可大可久”。(40) 在李鸿章，刘坤一奏复之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已向朝廷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刘铭传之议有三弊，一是清江浦乃水陆通衢，若建成铁路，商贾行旅辐辏骈阗，其热闹必超过上海、天津，必有洋人往来，从旁觊觎，借端要求，必有不测后患；二是铁路沿线必破坏田亩、屋庐、坟墓、桥梁，货车通行必引起冲突，贻害民间；三是火车通行，转运货物，必与已有之招商局争利，天津码头将因此而衰，火车亦未由此而多获利。(41)朝廷将张家骧的意见也印发群臣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