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郭嵩焘是传统士大夫阶级的上层人物，但又与这个特征鲜明的群体存在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他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因为西方不仅有“坚船利炮”，并且在“政教”、“文物”等方面都优于当时的中国。1876年，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遇害，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赴英交涉，“通好谢罪”。 出国期间，郭嵩焘考察了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巴力门”（议会）和“买阿尔”（市长），接触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并从细微之处来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参观完伦敦邮局，郭嵩焘在日记中记道：“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游览过“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的牛津大学后，他又给沈葆桢写信：“人才之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亦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 为了明确欧洲科学的渊源，郭嵩焘跟人讨教关于孔德与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其言以为古人所言无可信者，当自信吾目之所及见，然后信之……既自信吾目矣，乃于目所不及见，以理推测之，使与所见同……”在他的日记中，谈到了牛顿的力学、伽利略的日心说、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这是中国介绍欧洲科学哲学思想的最早材料。 郭嵩焘反对传统士大夫“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反对把外国看作“夷狄”的顽固排外思想。这样的“特立独行”注定会给他惹来麻烦——当考察日记《使西纪程》被刻板印行后，立刻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有二心于英国”的罪证。重压之下，这本两万多字的小书被毁板，郭嵩焘的公使生涯也就此结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