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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朱熹一样的智慧” “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尔。”(《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历经中古动乱之后,隋重新统一中国,至唐时国家开放、文化多样、典制混杂,这是盛世景象,但也引发学者反思。宋代学者甚至批评这是违背经典。朱熹也是其中之一,他几乎将所有传统经学典籍都做了整理。中年时,更萌发为朝廷编修礼书的念头,因为偏安的南宋朝廷也需要一套完整、有系统的礼制来抚慰飘摇的人心。朱熹晚年尤其归于礼学,和讲求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神不无关系。 在着手编辑早已湮没无闻的《仪礼》,梳理经学资料的同时,朱熹更编订了《家礼》,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灵活改造,对社会一般大众实际礼仪进行指导。《家礼》影响至明清两代,也远及朝鲜半岛。 介于经学与历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礼学,在今天亟待被改造,被接纳。今天的礼学研究者所面对的西潮新潮,也许是比朱熹更加复杂又有些类似的情境——要精研文本,也要考虑时俗,在新的时代里,接续和传达出中华文明的礼乐精神。 《周礼》原名《周官》,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所编的关于西周政治制度的书。汉初废除秦代的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从民间发现《周官》。后来王莽建立新朝,刘歆为国师,力排众议,称《周官》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典章,并改名为《周礼》。新朝覆亡之后,东汉仍旧延续西汉时期官府的以今文经学为主流,不过民间已经大兴古文经学,《周礼》研究与传授也在其中。 《仪礼》记载上古礼典的具体内容,是先秦饮食起居、揖让进退的礼仪记录。《仪礼》是礼的本经,共有十七篇。其中九篇是以士为主的礼仪,如冠、婚、丧、祭之礼;还有《乡饮酒礼》和《乡射礼》,是乡人集会饮酒和射箭竞技的礼仪。另有八篇是诸侯、大夫的礼仪。 古人把解释经典的文字称为“记”,《礼记》就是《仪礼》的“记”。多数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孔门七十二子散居各诸侯国,他们的学生又各传其师说,所传的解释《仪礼》和阐发礼义的文章。流传至汉已有一百数十篇,相当繁复,西汉戴德选其八十五篇为《大戴礼记》(今残),其侄戴圣又选编四十九篇,为《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 东汉末,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打通今古文,发明义例,去取谨慎,裁断得当。郑注三礼出,而各家注本尽废。“三礼”的名称得以成立,要归功于郑玄出色卓绝的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