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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礼制消失,是社会变革的自然结果 近代的巨变彻底突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原有规范。现在的情境,就好像孔子说夏朝商朝的礼乐他能说得出来,而在夏商后代所在的杞国和宋国却找不到证明,是因为“文献不足”——如今,“文章(典籍)、贤才”也都没有了。 这是社会变革的自然结果。由于礼仪实践牵涉诸多思想理论、道德规范,乃至国家、社会制度等,因此近代以来传统礼制的消失绝非“忽视”二字所涵盖。港台地区所保留的礼,也更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习俗和道德规范。他们也同样面对当代社会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所面临的挑战与大陆地区无异。 最切近的例子就是丧礼,由此可见时代变迁,观念的嬗变有多么剧烈——“南宋朱熹接受当时礼俗与古礼不同的种种做法,但唯独火葬是他不能接受的;而到了当代,城市人想象尸体腐烂,蛆虫丛生,或许更难接受土葬。”乔秀岩说。大城市近年来的社会风气是相对淡化死亡,但在农村乃至很多中小城市,丧葬相关的法事、道场却又盛行起来,“传统丧礼的基本程式和架构,在几乎得不到现代主流话语任何认同的不利情境下,竟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在《慎终追远——现代中国的一个童话》中写道。 很多学者受访时表示,当代礼仪的改造,应该从流程冰冷、粗糙的城市殡葬业开始。因为这是对逝者的尊重和怀念,也是对生者的教化,让在世的人体会生命与情感的代代延续。 礼是文化的表现,因此无处不在,而礼仪形式可以起到意义强化的作用。对于个体的实际功能,乔秀岩说“礼的理想是大家都得到心理上的满足”。而对于群体,通过具体礼仪可以强化认同与归属感,从而传递和确认文化的内在精神。在现代学术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对理解礼的问题有很大帮助,如费孝通、潘光旦、冯汉骥、芮逸夫、李安宅等先生的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在这些功能性的解释之外,“对礼的理解,其实是对中华礼乐文明内核的理解,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人类普遍问题的一种理解”,吴飞强调,“目前研究礼学和经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现代的方式来诠释这种礼乐精神,是以人伦为出发点的文明体系,以爱敬为核心理念的道德体系,是素其位而行、非常通达的中庸之德,是文质彬彬的精神气质。” “任何时代的礼仪绝非凭空出世” 新的时代,需要对礼做出重新定位和定义。人们需要礼,为心理满足,为增进和乐。而“具体什么样的礼仪能够得到同时与传统、与现实对接,这更加需要朱熹一样的智慧,以及社会的总体认同和推广”。刁小龙说。 “礼必然包含与平常生活不同的动作、行为,所以需要特殊的依据,才能决定如何为妥。这依据有《三礼》《开元礼》和朱熹《家礼》等文献,也有历史先例、家族传统等。”乔秀岩表示。 打开传统,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才能去除过于宽泛的范围、内容和不合时宜的实践,在文饰和节制之间,探索出新的礼仪形式,构建新的社会道德。盲目恢复过去,开历史的倒车回到一百年前,未免可悲,也注定失败。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同样有驱魔的义务和责任。 彭林恰恰希望通过研究古礼,来承担起这一责任:“本课题的宗旨,可以说是对盲目恢复古制或是盲目诋毁古人两种极端思想的扬弃。”他在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课题的开题书中写道,研究古礼的意义,绝不是为了复古,或是泥古,更不是以古非今,而是古为今用。“任何时代的礼仪绝非凭空出世”,他想要探索古礼内在的人文精神,给时下日常礼仪的重建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这一路径的探寻,离不开向中华先贤汲取经验。“我们现在做礼学研究的人,有这样的责任重建礼仪,重新恢复礼对社会的推动价值。”彭林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