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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和西方的神学体系很像 如果我们站在自己的文化之外,用更远的目光打量礼学,会发现还有一种理解框架。 认为礼学在十几年前还能说是绝学,但是现在非常活跃的牛津大学东方学系副教授罗伯特·恰德(RobertL.Chard)从经学讲起,做了一个类比:“经学就相当于西方的神学体系,当然神学是宗教,但它们的前提很像,就是这个东西是正确的,这儿有真理,这里就是你的开始。所以它跟科学的逻辑是倒过来的。科学是想找一个结论,但完全是凭证据,结论是什么都行;但神学和经学就必须得按照它的经里的真理来走。” “经学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相当于圣经,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注疏,这跟神学完全一样。并且,经学和神学也都有哲学的层面,有非常抽象的概念。第三个很像的地方,就是西方的liturgics,就等于中国的礼学。天主教的仪式特别多,也有很多关于仪式的理论,怎么执行怎么弄,是非常讲究的一门学问。当然天主教礼拜学是更实用的礼,而中国的礼学有更多文本意义上的东西。” 西方人所谓“文明”和“秩序”,在古代中国都在“礼”里 “在很长时间里,‘礼’无疑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学问之一,西方人所谓‘文明’和‘秩序’,在古代中国常常就是属于‘礼’的范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说。固然东西方不管什么文明都会有礼,或者说跟中国的礼相当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文明像中国的礼那样,发展得那么成熟。“礼,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定得最清楚,而且定得不死。如果一个人出身非常低,但有能力,道德又好,那就是一个非常优越的人。”在恰德看来,这可能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优势。而这一文化特色,并不是那么容易为人领会。 恰德谈到,19世纪的苏格兰传教士、翻译四书五经的理雅各在《礼记》上用力最深,但这部译得最精确、水平最高的《礼记》却是他所有翻译里影响最小的一部。书出版的时候还有人写书评,说理雅各很厉害能把这个东西翻出来,可是翻它干嘛?为什么非得在这个上面费那么大的精力? “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他们看不出来为什么在中国这么一部书,又是帽子又是衣服又是马车的,会那么重要。他们看不懂这个礼真正的意思。理雅各自己看出来了,所以他愿意费这个劲儿。”恰德说。 中国的礼并没有很强的宗教意味,它有一个重要层面是不属于礼拜、仪式的,即日常生活礼仪。“礼节之于中国人就像教育一样,与其说是出于他们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他们的本能。事实上,礼节完全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1872年来华的基督教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中写道,这也是为什么,在从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人对于中国风俗习惯礼仪规范的无知,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原因。” “只靠几个荒江野老式的学者在苦撑残局,不是长久之计” 对于礼学的前景,也有些学者不太乐观。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古籍本《礼记正义》整理者吕友仁认为,礼学成为绝学的实际危险仍然是存在的。废除科举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了考试这根指挥棒,学校不教,学生不学,只靠几个荒江野老式的学者在苦撑残局,不是长久之计。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恢复昔日礼学研究的风光,而是说礼学是客观存在,它不但存在于我们的浩瀚历史文献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礼不只停留在经书的书本上,也渗透到史部、子部、集部的写作,历代的礼仪志、舆服志、十通、书仪、家礼、族谱、方志等,也都记录了礼的历代沿革,或一代、一地、一家的礼仪。礼不着痕迹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古代文献中大量地暗引《礼记》便是一个证明。”吕友仁举《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为例,“这个动人心弦的文学艺术形象,其模式便来自《礼记》。搞古代文学的学者如果不明乎此,其讲解很难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