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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葛兆光教授将20年来纪念已逝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编选成集，以《余音》为题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纪念的前贤从晚清民国学人如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到有过交往的师长如周一良、金开诚、朱维铮等等。这些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知识人，如在巨浪中颠簸，心灵被撕得四分五裂，但也正是在这个政局多变、刚启蒙又救亡的动荡时代，学术与思想相互刺激，新发现遭遇新学理，人文学术发生现代转型，由此成就一批杰出学者。 前辈余荫犹在，沿着余波可溯流而上——这是葛兆光前几年的感觉。“但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心境却很苍凉，觉得前辈的身影，连同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在《余音》的序言里，葛兆光问那可以“绕梁三日不绝”的余音，“三日”之后去向何方。他有些无奈地自答：“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感受这些学人的心灵，信笔写下这些文字 文汇报：您在新书序言中提到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与吴宓的一段对话。吴宓觉得，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就像被车裂一样。这种感觉，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恐怕很难体会吧？ 葛兆光：我书里写到的不少学者是晚清民国那一代，那个时代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是一个时势动荡的时代。有些人习惯于旧的经验、旧的秩序和旧的礼仪，当他不能不面对现在变化得太快的陌生新世界时，就会觉得内心分裂。这里面大概最典型的就是王国维，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不光讲文学与哲学，也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你读沈曾植、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诗歌，也都能感到这种内心的纠结。 但是，你说现代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肯定也有。比如说，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这一批人，他们也有这种纠结和冲突呀。80年代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出现一个“文化热”的时代，在历经劫难以后，大家都认定了一些新价值，觉得应当遵循和认同这些新价值。但是到了现在，世界变得很快，中国也变得很快，有人觉得那些价值已经过时了，甚至有人认为，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些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另找一套价值，这就让这一代人感到惊愕和纠结，这也会引起内心的痛苦。 每个人都会在旧世界和新世界、旧秩序和新秩序、旧习惯和新习惯中感到分裂。只不过社会变动越剧烈，这种内心的撕裂就越厉害。就像开车一样，如果慢慢拐弯，人不会感觉到什么，可拐弯太快了，人就会被甩出去。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他们，对这种时代变化感受到得更强烈，是因为他们对旧时的秩序、过去的传统、往昔的知识，还抱有理想和依恋，所以他们内心冲突比较大。当然，如果是比较趋新的人，跟着时代走，甚至走在时代潮流之前的一些人，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