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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有可能在学院外做研究吗？ 葛兆光：做现代学术，必须遵循一些共同规则。所以，这里有一个让人始终很纠结的问题。我现在讨论学术史也和这一点有关，就是要把专业跟业余分开，把学院的学术研究和业余的学术爱好分开。我觉得，业余爱好者并不需要讨论学术史，因为是爱好，可以放开随便讲，他们可以不需要知道前代学者做过什么，不需要知道学术界是怎样一步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可以认为是自己孤明先发。可是专业学者不同，为什么我们做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要写“研究史综述”，就是因为我们要讲清楚，在你前面，你研究的这些问题，有什么人已经做过了，做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你还要做，这才是规范的做法。十几年前，我在清华发现老图书馆藏有一本当年清华学生的毕业论文，陈寅恪先生就在上面说，你必须说明别人做过什么，不这样，一方面不能说明你做得有什么进展和发明，另一方面也不能说明你是否抄袭了别人的成果。 因此，学术的规范做法是比较艰难，要花大力气要用长时间的，当然，这也是比较学院化的。但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不按照规矩、堂堂正正来读书引书，而是拍拍脑袋，好像都是自己的新发现，甚至把别人说的话题做的课题拿过来，包装包装，改造改造，就算自己的了。我经常遇到有人来找我，说我发现了一个什么，证明了一个什么，这是以前没有人发现的，这里头有些就是胡扯，如果你重视学术史，就可以知道有些是以前人家早做过的。可无奈的是，好些人根本不看学术史。更有一批人，完全不按学术基础和规则，以一知充百知，拿放大镜在别人身上找到碴儿，只要找到一个碴儿，就证明我比你高明。 文汇报：感觉您现在对学界的看法很悲观。但也有学者觉得，最近三十年学术发展激动人心，有新见典籍，有古籍数码化，年轻人里一定会出学术大师。 葛兆光：我当然也希望年轻一代出大师，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处在旧传统与新时代之间，旧的缠住新的，新的拉扯旧的。不过，对于现在学术环境的评价，我多少有些不敢乐观。有些学者也许看到的是一些专业、资料和技术方面的变化，这不奇怪。无论对于学术变化正面的评价，还是像我这样比较多负面的评价，都有各自的道理，我想，只是各人看到的和关心的不一样吧。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对学术进步的不利影响因素之外，也要看到“时势比人强”。老话说“时势造英雄”，能不能成英雄，跟整个时势有关系。就拿发现新文献这一机缘来说，无论是像甲骨文、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大内档案等真正的发现也好，还是因为新史学观念变化而导致对史料的解读变化，使旧史料就变成新史料也好——也许现在新见史料很多，但是新见史料也要分别，如果是同质性的史料，没有新的观念和方法，再多也只是量的变化，不是质的变化。可是你想，晚清民国，不光观念在变化，整个史料的解读都变了，而且它出现的几大发现，是过去根本就没见过的东西，汉代竹简，补充了很多纸上文献没有见过的东西；敦煌文献的发现引起了中外交通、语言、宗教研究的巨大变化；甲骨文更不消说，毕竟古书里关于殷周时代的资料太少了。可是，我们现在的新发现，虽然也不少，但是不是质的变化？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颠覆原来的历史结论？还很难说。 文汇报：《余音》里纪念的有些是不曾谋面的前辈，有些是曾有过交往的学者，整体而言，交往与否，会不会造成认识上的区别？ 葛兆光：当然有差别。那些无缘谋面的前辈学者，只能根据他们留下的资料，特别是书信、日记、诗文来揣摩和想象，但是亲眼看到有缘聆听教诲的呢，就真切的多了。我这里面写到的交往过的，都是我尊敬的年长学者。因为亲身接触，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他们在学术上、观念上以及性格上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毕竟他们都是有个性、有立场、有理想的人，是值得尊敬值得纪念的学者，我才会写他们。比如周一良先生，周先生是我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推荐者，这使我成了“文革”以后最早在《北大学报》上发表论文的本科生，这是周先生推荐的。我当然知道周先生曾经是“梁效”成员，但是你看看《毕竟是书生》就知道他的苦衷，你看看他的文集，就知道他学术上的了不起。金开诚先生是我研究生时代的老师，他和我不大谈专业学术，常常聊闲天，但是就在闲聊天之间，很多话会对我有启发，我的一些学术习惯，现在想来和他的影响有关。而章培恒和朱维铮两位，是我原来在复旦关系最好的两位，我没来复旦的时候，就和他俩特别好。他们两个人都是有特点、有故事、有风骨的人。我总觉得，北京和上海，学界的风气不一样，上海这边，学界交往很少，不大有敞开来聊，北京叫“侃”的习惯，所以，能深谈的朋友不多了，不免常常怀念过去那些可以谈话的师友，写下这些文字，也是一种对过去的纪念吧。 文汇报记者 李纯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