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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术界已经没有共识了吗？ 文汇报：您曾说学术辉煌，要仰赖三项机缘：新文献、新学理、学院化的研究群体。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三项齐备的机缘。可否谈谈今天您理想中的研究团体与建制是怎样的？我们知道您担当首任院长的复旦文史研究院，建院时就是想要效仿当年的史语所和清华研究院。 葛兆光：当时史语所和清华学校研究院所开拓的方向，恰恰是近年学术界正在试图逐渐扩展的新领域，它既是陈寅恪所说的“预流之学”，也是史语所当年傅斯年讲的“虏学”，以及他们非常强调的语言——这个研究所当年之所以称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许跟傅斯年留学德国有关，这是代表当时预流的学术方向。 那么，在清华研究院呢？你注意到没有，我从来不说“清华国学研究院”，那时的正规名称是“清华学校研究院”，那时清华还没改成大学，研究院的设计里，“国学”也只是一门。而当时的这四位导师里，虽然梁启超的学术大概还有点像今天爱说的“国学”，可是他提倡新史学，发展社会、制度和文化史的做法，以及他对佛教的研究，显然超出所谓“国学”。陈寅恪更不消说，他一回来就开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开佛经比勘等课程。而王国维当时在清华研究院一方面讲“古史新证”，另一方面做蒙元辽金史，和新出地下文献以及异族之史结合，都是很新的学问，至于赵元任，那简直根本不是国学，完全是很新的、西洋语言学的东西。 至于我们2007年建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时候，我确实说过，楷模是史语所和清华学校研究院，这是因为我们想拓展的研究领域，包括“从周边看中国”，也是相似的一个路径和目的。我们试图把自己和晚清民国学术史连起来。但遗憾的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毕竟时势比人强。所以我跟王汎森兄开玩笑，你爱讲天才总是成群地来，可我要讲，你没见过天才常常成群地死。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的时代，正是中国转型时代，这个时代催生了一大批伟大的学者，就连史语所、清华研究院建立的时代，也就是1927-1937年，不仅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可以叫“黄金时代”，其实，在学术上也是黄金时代。而现在呢？各种影响很大，评价体系也在变化。市场影响也是非常可怕。有些学者学问不好好做，成天到处忽悠，四处讲演赚钱，上到电视乱讲，写论文则对付了事。以前有句话说，是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是中国之大，根本就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以前是“学出于一”，也就是好的学术和坏的学术，好的学者和坏的学者，在学术共同体里面有共识的。现在呢？“学出于四”，数字化管理的体制、媒体忽悠的结果、政治因素的考虑、出口转内销的国际评价，谁说管用？学术界已经没有共识了。体制干脆采取的方法是，谁得了多少奖、拿了多少经费，谁得了CSCI，AHCI、SSCI，谁就是大牛。现在已经不知道该听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