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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为什么欧洲、日本学界这时候也对这些领域感兴趣？而后来的民国学术主流却不在这里？ 葛兆光：这是一个很复杂、也是需要讲很久的学术史问题，这里只能简单说说。欧洲东方学对这些有兴趣，是因为欧洲学者认为，作为欧洲的“他者”，这个亚洲太特别了。18世纪以来，帝国之间彼此碰撞，欧洲逐渐发展，向世界也向亚洲扩张，觉得那个“异域”那么复杂，所以，他们不仅想要去了解中国，也想要了解中国周边，后来影响很大的所谓“西域南海之学”，不仅包括现在的中亚，也包括现在的东南亚、南亚，当时的探险和考古、历史和语言、对勘与翻译，成了东方学很大的领域。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东洋学家们也觉得，日本应该是亚洲的盟主，既然要领袖亚洲，那么对于亚洲就要有完整的研究。特别是，他们觉得日本和朝鲜、朝鲜和满洲、满洲和蒙古、蒙古和西域，似乎是一个连接的文化地带，而中国呢？应该只是长城以南的汉族这块，满、蒙、鲜应该都和我们日本相连带，于是，特别是明治大正时期，在日本这个学问就迅速成为主流的、和日本息息相关的，都触动到社会关怀的东西。 可是中国不太一样，民国建立以后学术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启蒙和救亡对于中国很重要，特别是二战爆发以后，学界主流是保卫“中国”和建构“中华民族”，所以在西域南海，或者说满蒙回藏等史地领域，虽然也有涉猎，但进展没有那么大。“道咸之学”为什么会“新”？民国学术为什么会那样转型？在转型中这类学问为什么逐渐边缘？其实，是要好好想想。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沈曾植，包括当时的王国维、陈寅恪做的一些东西，才能够被理解，所以我说，他们真正被理解恐怕还要一些时间。 当然，现在学术界有一个“理解边缘”的声音。我记得王汎森兄就曾经来复旦讲过“执拗的低音”。现在确实有不少学者，比较重视晚清民国学界边缘的一些人，像缪凤林、蒙文通、刘咸炘这些边缘史家的声音，我当然赞成“发潜德之幽光”，也觉得这些主旋律之外嗡嗡的声音，形成不同声部，丰富了现代学术史。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晚清民国学术的主流，也就是改变传统学术使之成为现代学术，主要的影响大的人，当然应该是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等。你看看顾颉刚1947年写的《当代中国史学》，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主流是什么。所以，发掘边缘是有道理的，但不能把边缘变成主流。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他们，仍然是改变传统，融入国际的学术潮流，他们对史学影响太大，绝不是在边缘的人物能够取代的。当然，我也觉得有一些边缘人物，像沈曾植那样——在当时看来是很保守的人——却没有被理解，倒是应该把他们发掘出来重新理解，这可能是补充主流学术的重要方面。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这种转轨里中国学术的主流是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