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曾植能真正被理解吗？ 文汇报：那么像沈曾植这样，原本要“继承前哲”、“开创来学”，在学术上“绝不保守，真是新潮”，能与西洋东洋学者在学术前沿话题上分庭抗礼，并且也在乎“在环球学界伟人中高踞一席”的人，在学术史上却渐渐被人遗忘，您觉得与他政治立场保守、满肚子不合时宜有关。今天，学术史对沈曾植的记忆恢复了吗？ 葛兆光：我不觉得今天的人们已经了解他了。真的能够不仅记住沈曾植的学术史意义，而且在学术上也把他当作一个典范，恐怕还要一点儿时间。实际上，沈曾植当年的开拓性研究，比如考证突厥碑、做佛教道教、对西北史地的兴趣，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预流的学问。我总觉得，中国学术跟现代国际学界的第一波接轨，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当然可能还早一点儿，所以王国维才说“道咸之学新”。“新”是什么呢？王国维在给沈曾植写寿序的时候曾经说，那个时代，讲经学就讲今文经学，讲史学就讲辽金元的异族之史，讲地理就讲西北，这是当时的“新”。可是，这些东西后来成了“绝学”，什么是“绝学”，就是少数学术精英把玩的、极其专门的学问，也许只有三两个同行互相切磋呼应，可是它无法影响学术与时代。可是，沈曾植研究的那些东西，其实和大时代、大学问、大关怀是有关系的呀，你不了解那个时代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关心点，不了解当时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变化，不了解那个时代中国面临的时代巨变，你不能体会这些看上去冷僻的学问其实有大意义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讨论学术史，其实很重要。 很多人并不了解，那个时代这种学问是很重要的，不仅在中国很重要，那时候的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也在往这个方向走。当时的国际学界有这样一个潮流，这也就是我现在一再跟大家讲的，其实“四裔之学”在当时很重要。沈曾植走在前头，是当时很重要的学界领袖。陈寅恪、王国维都特别佩服他，日本学者和俄国学者也很佩服他。但是，沈曾植在当时那么有影响，算是学界大佬、领袖人物，即便民国后他隐居在上海，各色人等还是络绎不绝地去朝拜他，包括当时日本东洋学的大佬，可为什么后来人们总觉得他的这些学问是“绝学”？我前面讲，这是因为在中国，它跟整个的政治、国家、民族的大关怀没有联系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