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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有人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崇拜和扬弃学术偶像的个人经历。您在各阶段也有偶像吗，随着研究论题的转换？ 葛兆光：你说一个学者在学术生涯的每个阶段都有偶像吗？我可能有憧憬的“楷模”，但从来没有崇拜的“偶像”。我们这一代人在1980年代开始进入学界，好像前面是一片空地。我们的不幸在这里，我们的幸运也在这里，因为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学术荒废的时代，所以，好像我们是“天生石猴”，可能有人指点，但是很难循规蹈矩，把某某当作礼拜对象。当然，我们的问题也在这儿，并不规范也并不坚实。我们有很多师友，像我的书里讲到的，但是，那个时代思想在大变动，学术也在大转型，他们并不一定决定我们的学术方向、学术特点，没有现成的那么一批引路人。所以，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有一个重返学术史的热潮，其实，也是在寻找自己学术要走的方向。我们老师这一代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但不成为你们所说的“偶像”。1990年代那个时候民国学者很红火，大家都在讨论，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主要还是借助学术谈论社会关怀，不太会像亦步亦趋的偶像。 但我得承认，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胡适。我一直觉得，在学术上很多人把胡适看低了，觉得他的思想现在还有意义，他的学术似乎早就过时了。其实不见得。好多人觉得胡适写文章清浅明白不深奥，好像学术也就是这样了。可是，如果你回头看学术史，你会看到，胡适在好多方面都是开创和建立典范的人。第一个是中国哲学史，余先生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一个典范，用西方的框架梳理中国的思想，他把中国材料和西洋模式进行结合，改造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叙述的一个方式，也许后来有人超过他，但他建立了这样一个典范。小说考证也是吧，《醒世姻缘》啦、《红楼梦》啦、《封神演义》啦，他不是开辟了一种小说史的研究范式吗？我自己做的禅宗史也是，胡适在中国禅宗史上，开辟了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的方式，率先通过敦煌文书考证禅宗史上的攀龙附凤，很了不起，即使他的具体结论有问题，但是你还不是在他的路上吗？所以，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讨论禅宗史研究的方法，强调胡适的意义。或许，胡适的具体研究可能有问题，但是，作为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时代的学者，他开创的典范，你就还在这一路径上走。 所以，如果要说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我还是选择梁启超和胡适。可能，很多人会推崇王国维、陈寅恪，这都没有错。我也觉得，他们在学术上是真的了不起，我也写过长文讨论他们的学术史意义，但从整体而言我觉得这毕竟是两类学者。一类学者是从梁启超到胡适，是整个影响一代人的方方面面的。一类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作为最精致最高明的学术典范。当然从学术组织者来说，傅斯年和顾颉刚也是最重要的。但是，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学人里给我影响最大的是胡适。我看《胡适文集》和《胡适日记》《胡适书信集》，甚至包括他的手稿，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但是我没有写过有关他的论文，这是因为我觉得对于胡适研究必须特别慎重，毕竟我不是研究现代历史的，要写好他，需要有近现代史很好的训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