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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拾柴 黄正建告诉记者，在本世纪初重启《图谱》项目时，有段时间某家大出版社曾表示愿意合作，当时还从国家财政部申请到了400万的专项经费，但财政部要求用与该出版社同属文物局单位的某景点门票来报账。没想到，该景点后来升级成了副部级单位，各类规制都与出版社分道扬镳，经费一下子打了水漂，出版一事自此搁浅。所幸在此期间，历史所领导在追加科研经费、采购图书资料、提供所内设备、争取兄弟单位支持等方面，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图谱》再次基本完成初稿后，找到出版社成了最重要的工作。”黄正建说，在最初的六七年时间里，先后有不少家出版社表示出对这部书的关心。但在斗转星移间，出版社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为了符合不同出版社的要求，编辑组多次调整、重选图片，但考虑到项目难度，许多出版社最后还是放弃了，“做了很多无用功”。 转机出现在201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看到了《图谱》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决定出版该书。《图谱》被列为该社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及2011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在后期，由于图片数量太多，费用远远超出预算，时任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尹飞舟得知情况后多方奔走，为《图谱》争取到了地方出版经费，保证了项目的如期进行。 陈绍棣告诉记者，在找图阶段，出版社的编辑帮他做了不少工作。陈绍棣负责的是《春秋战国》（上、下）两册的编写，尽管他是图谱组的元老，但他的找图工作丝毫不比新人轻松。“以前我们拍照用的都是黑白照片，现在要彩色照片，再加上近10年考古成果丰富，图片都得重找一遍。”陈绍棣说，他不会用电脑，无法从出版社提供的图片公司数据库里选图，两册书的所有配图都是从社科院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翻书、杂志、考古报告等。待他一张张找出来后，考虑到版权问题，出版社的编辑还得扫描图片后去数据库中寻找对应图片。张宇霖记得，《春秋战国卷》两册书最后共使用图片891张，陈绍棣在资料室共查找了2000多幅图片。“老先生的学术态度感动了社科院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为了方便我们的配图工作，资料室干脆为陈先生和我们编辑专门辟了一个角落，把翻出来的备用书籍和资料单独码放在一起，以免被不知情的学者借走。”张宇霖说，到了为《图谱》集中配图的时候，资料室里一老一小两个人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时而埋头找书，时而兴奋互唤。 张宇霖说，在收集图片阶段，出版社找到了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湖南省文物局局长陈远平寻求帮助。在了解项目情况后，陈远平提议，可以用出版社的名义给全国各个地区馆藏机构发函，在之后举行的全国文物保护工作会议上，他将函件和资料一一分发给各地区的文物局人员，再以个人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介绍《图谱》的项目情况。出版社很快给各省市文物系统制作了专门的资料袋，里面有函件、《图谱》项目情况说明以及需要对方提供的图片清单，“沉甸甸装了满满一大袋子，陈先生就提着这个大袋子去参加了会议”。一个月后，出版社收到了辽宁、浙江等相关文物单位的回应。随后，河南、吉林、江苏、河北、湖北、四川等省也都陆续做出了回应，按清单向出版社发去了大量授权图片，为《图谱》的最终出版提供了巨大帮助。 2016年，出版社完成了《图谱》12卷17册、9654张文物图片的编辑工作。张宇霖说：“有一天，我翻了翻我与另一位项目负责人龙昌黄在长沙、北京间往来的车票发现，2015年我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