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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文件夹” 在很多编者的电脑中，“图谱”资料通常是占内存最大的文件夹。关树东告诉记者，现在《图谱》每册用图为400张左右，但在提交初稿时，考虑到资金、版权等问题，每位作者备选的图片在800张左右。而在收集资料阶段，每个人都是在8000甚至上万张图片中进行挑选的，“大家都准备了10倍以上的资料”。 《图谱》常务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罗琨和丈夫张永山（已故）1963年一同进入社科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工作。1980年代， 为了加强《图谱》的编辑工作，历史所安排张永山、罗琨协助张政烺先生完成原先由他承担的原始社会和夏商西周两大部分的《图谱》工作。罗琨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原始社会阶段的历史很有兴趣，一直关心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她记得，接到这项工作安排两周后，她就提交了原始社会选图目录约百条，“当时我们住在建外9号楼，张先生住7号楼，往来很方便，拿着目录，先生很高兴，他说要亲自翻拍图版”。走进罗琨家中，只见书房里排着一列大文件夹，过厅堆放着十余个卡片盒。“都是我们夫妇俩做《图谱》等先秦史研究时攒下的部分资料。”罗琨说。 记者翻开罗琨主编的《原始社会卷》，看到第二章太初之民的第一节直立人文字概述加上所有图片，共7页篇幅。与罗琨聊起这个话题时，罗琨常常边抛出观点，边起身去书房里搬出一本本厚厚的文件夹，在2、3秒内翻到相关页面点读。记者取过其中一本文件夹，只见在页面右侧依次贴着写有“起源”、“旧石器时代”、“江苏安徽福建”、“四川”、“两广青海”等七八个条目的小纸片，每个条目下有十数页文件。文件一部分是剪报，有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等专业报纸，有的来自《北京晨报》《南方周末》等大众媒体；一部分是专业期刊上相关文章的复印件，从时间上来看，2000年后的学术成果占大多数。记者又翻开另一本文件夹，从页面右侧目录来看，是“湖北”“河南”“广西”等地名。在“湖北”目录下，夹着一张张打印稿，以 “郧县猿人”、“郧西猿人”等湖北早期人类为小标题，小标题下是添加了背景色突出显示的图片说明及其来源。图片说明通常比较简略，标注为“牙齿化石”、“遗址远景”、“石器”等；图片来源则列有具体的篇目、书目、出版年份，与出版规范相同。“这些都是写直立人章节时查找的资料，还有自己整理的支撑某个学术观点的图片目录。”罗琨说，“每个章节都是这么做的。”在《原始社会卷》末，记者看到罗琨列出的参考文献有328篇。 除了参考文献，在准备资料期间，罗琨还找了些“实物”做研究。比如，在叙述良渚文化相关内容时，《图谱》中用了一张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高台土冢的线描图来反映当时的社会分层。罗琨告诉记者，在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古埃及金字塔与良渚时期的“土筑金字塔”即高台土冢有不少相似点，包括堆筑年代、形态和用途等。“我就在当当网上买了个玛雅金字塔的模型回来自己拼装，做个比较。” 王曾瑜告诉记者，目前《夏商西周卷》仅保留了张永山生前所写的绪论，那是因为前几年张永山作为常务编委，忙着审核其他卷的初稿，结果自己的部分来不及做完，“张永山做了大量准备，最后没有完稿是很遗憾的事”。在罗琨家中，记者打开了一个存放读书卡片的卡片盒，只见里面满满当当都是张永山图片说明是张永山摘录的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约有100来张，每张上面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罗琨数了数，这样的抽屉有30个。她说，1972年从干校回京后，张永山就通过私人关系从考古所等地借出《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系统收集先秦、三代、原始社会考古资料。张永山读书都是先做卡片，同时收集剪报，再将拟选的材料整理入文件夹作为编写备用。“可惜，写《图谱》时最后一个环节没来得及做。”她指了指身后一排文件夹，“这里11个文件夹的内容都是原始社会卷可用的。” 除了资料准备充分，罗琨对图片的挑选也要求颇高。在《图谱》中，有一张陕西华县泉护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鸮鼎的图。她说，现藏于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陶鸮鼎，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相关图片被收录在不少图集中，拍摄角度亦是五花八门。说着，罗琨从书架上取出《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一书，封面上就是一张正面的陶鸮鼎图；她又翻开一本文件夹，里面有一张该鼎右转约60°的侧面图；但在《图谱》中，她选择了一张该鼎大幅左侧的图。“相比之下，这张图更为全面地反映了该器物的外观特征。”罗琨说，对大多数编写者而言，有时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遇到一张满意的图。 罗琨的家中有台扫描仪，她告诉记者，《图谱》交稿前，每天都得扫个几十上百张图，扫描仪都换了两台，她的手腕因此患上腱鞘炎和囊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