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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痛心的第一次“下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记得，1964年9月初，包括他和陈绍棣在内的4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1963年已更名为“物质文化史组”的图谱组工作，陈绍棣和他与张先生3个人在一间小办公室内一起做《图谱》。没想到，当年10月“四清”运动就波及到了他们。“才忙了一个月，我们的工作就被迫停止了。”栾成显说，没多久“文革”随之而来，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干扰，图谱组人员流散，《图谱》编纂项目遭遇第一次“下马”。 据安守仁生前回忆，“文革”期间，历史所是重灾区。最令人心痛的是，已经整理好的大量《图谱》相关图书资料散失，文物照片散乱，照相器材被收统管，“历史所的学者们终日不得安宁地度过了10年”。尤其是1969年1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历史所后，为了解决住地和“办公”用房，在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他们将所里收集、整理的书籍、信札、图册、碑拓、册页胡乱搬走。后来，又以“战备转移”为由，将张先生及图谱组之前辛辛苦苦从全国10多个省收集到的文物资料底片、照片，胡装乱塞入战备箱运往湖北、陕西等地。直到1973年初，这批图书资料才被运回北京。但开箱后，安守仁直接“傻了眼”——图谱组的主要文物照片、底片、登记目录竟然都不在箱内！在责任感的驱使下，安守仁“记不清经过多少艰困”，才寻回了这些重要物资。 二度“上马” “文革”结束后，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1978年前后，《图谱》编纂工作再次“上马”，仍由张政烺先生担任主编。张先生重新调整了编写大纲，二度“上马”的《图谱》由10卷14册构成。 当时历史所古文献研究室分为2个组，一个是“图谱组”，另一个是“文献组”。除了5名老成员，张先生又“招兵买马”了一些新人加入图谱组。 黄正建是“文革”后社科院历史所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进入历史所，和另外3名新人一起被分配到图谱组工作。他负责《隋唐五代卷》的编写，在他的印象中，这一时期的《图谱》编写是有章可循的，张先生重新拟定了编辑体例，对《图谱》的说明文字、图片选择、版式版样等，提出了相当具体且有可操作性的要求。 就说明文字而言，张先生拟定了详尽的文字体例。比如，对于每一卷的概述文字规定了内容和字数，“每卷以图版为主，前为概述，略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以及重要文物保存或发现情况，尽量吸取史学界的新成果。字数一万字”；比如，对于照片的归类和放置，他提出“将文物按历史性质以类相从，并在每类之前作出分类（专题） 说明，字数以四百至一千为宜”；比如，具体器物的图片说明与概述文字要如何区隔，他建议“高层次的内容（如农业、手工业、商业）放在概述里讲，低层次的内容（如陶瓷、漆器、瓷器）放在分类说明里讲。抽象的东西放在概述里写，具体的东西放在分类说明里写”；比如，对于文物说明的体例，他规定“每件文物的说明包括以下几点，即名称、时代、出土地点、收藏单位、尺寸、质地、形制、历史价值。实事求是，宁缺毋滥。每篇约一百至五百字”；以及，“每卷之末列参考文献目录，统编号码，概述及说明中如果征引或使用，只注号码”。黄正建说，这一严谨的体例反映了张先生对《图谱》内容与形式如何结合的深思熟虑，一直为此后的实际编纂工作所遵循。 对于图片，张先生提出，图片范围包括古文物、古遗址、古墓葬、古籍、古地图、古画等。挑选图片，以历史价值为主，艺术价值次之。每一册书选定四五百张图，考虑到总体成本，规定彩色图片不超过所有图片的四分之一。为了更便利地获取图片，张先生专门向所里申请引进了一位做翻拍工作的摄影师，并布置了一间暗房。所有编写者要将当时能看到的文物考古类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编写时的最近一期，并翻看许多图录，而后挑选文物，制作卡片，并将卡片上提到的文物交摄影师翻拍出小样。 黄正建说，张先生还要求所有编写者将小样分类排好：每个人都以一页为一个图版，在一页中收入一至若干张图片，自己选择合适的方式排版，并顺序写上图版号、图片号、器物名称等，还要单独写图片说明的文字稿。 当每位编写者的桌上都堆起厚厚的一摞小样时，《图谱》的初稿就差不多完成了，那是《图谱》二度“上马”10年后的1989年。“稿子和图片小样送到主编张政烺先生家时，先生很高兴，难得地与我闲谈了一阵。”黄正建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