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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的教育” 关树东告诉记者，在2004年重启《图谱》项目时，除原图谱组的几名资深成员外，项目组又动员了包括“70后”在内的10余位学者参加此项目。考虑到“新人”多是历史专业毕业，但这部书要求考古与历史结合，于是项目组特地请了徐苹芳（已故）、杨泓等10多位考古学家为编写组授课。在每一册的写作过程中，除了编者之间经常讨论，还邀请了黄展岳、齐心、齐东方等专家一起召开审稿会。“请来的都是名家，而且全部无偿讲课、审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任会斌是1980年生人，是编写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于2013年加入图谱组，2014年接过当时已经过世了的张永山先生的任务，负责《夏商西周卷》的编写。 “一开始真的很犹豫，编这书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了，而自己的能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任会斌坦言，他虽然读书期间主攻先秦史，但研究方向只是侧重于甲骨文与殷商史，而“夏商西周三代前后历时一千三百年，且其上承文明起源， 下启后世历史文化传流，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社会财富和独具特色的制度与文化，千余年屡创辉煌、史实众多，起初动笔时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回忆往昔，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赵凯坦言：“我有两次都不想做了。一来知识储备有限，二来看不到希望。”他说，“70后”的他于2003年进入历史所工作，2004年加入图谱组，与另一位历史所研究员邬文玲合作编写《秦汉卷》（上、下）。写作之初，他常有“天人交战”之感——既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做完这部书，也不知道自己付出的努力是不是会白费，毕竟这部书曾历经一波三折，而且迟迟没有出版社诚心诚意来“接盘”。“我也没想过，这部书竟然断断续续写了10多年。” 任会斌说，他之所以下定决心做《图谱》，很大程度上是为前辈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他认为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他记得，工作刚开展起来时，去罗琨先生家看张永山留下的资料，当看到一盒盒分门别类的卡片和剪报，读到一封封张永山先生与各地往来的书信时，既震惊又感动。记者在罗琨家看到，这些书信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请求图片支援的，抬头是“xx博物馆/考古队”，信件正文中列明了需要哪几张什么内容的图片；一类是写给“xx出版社”寻求合作的模板，这是一份4页多长的手稿，上面还有王曾瑜先生的修改笔迹；还有一类是申请经费的报告，有手写版也有打印稿，申请方包括国家财政局、国家文物局、社科院等。从书信内容来看，张永山一般会用一两页的篇幅介绍张政烺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图谱》项目的重要，字里行间饱含深情。更让任会斌感动的是，编写之初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罗琨总会帮他一起找铭文、拓片等需要的资料，而在书稿初稿完成的时候，罗琨又细心审读，给予了很多修改意见。后来，他又听所里的前辈讲述《图谱》的起起落落，讲述一代代学人是如何为《图谱》倾尽全力。“人真的可以抛弃功利心，踏踏实实做学问。这就是前辈言行给我们的教育。”任会斌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