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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之图从何来？ 在编辑计划和资料目录的初稿确定之后，摆在图谱组面前的是更大的挑战——历史所一无文物，二无图片，三无照相专业人员，四无拍摄文物的照相器材，这要怎么做“图”集？ 据安守仁生前回忆，张先生早年酷爱照相，对拍摄、冲印及照相器材使用都很内行。他指定图谱组成员李培根到北京市文化用品商店购置了一台前苏联制造的135“佐尔”相机、一个简陋的翻拍架，灯光就用台灯凑合，而后手把手地教李培根如何翻拍。同时，张先生找好了战国、秦汉到魏晋的文献及图版材料，由李培根一一翻拍，再由图谱组成员谢清河送到照相馆冲印、放大。取回照片后，所有图片都逐一登记造册，然后全组分工，按《图谱》资料目录所载，按序将翻拍照片贴在纸上，准备交给中华书局付印。根据张先生的要求，冲洗、登记、造册、装袋这些工作都必须当天完成。在陈绍棣看来，张先生搜集资料有一套“先近后远”的原则。他通常带领大家先翻拍历史所的文献及图版资料，再拍所外文物。这个工作大约进行了三个月，因为组上接到新任务，翻拍工作告一段落。 约在1959年7月底，经历史所向兄弟单位求援、协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都派出从事文物拍照的专业人员，带着当时最好的进口照相器材，配合图谱组工作。1959年8月至9月，图谱组在历史博物馆拍摄国家重点文物800多件。 “张先生当年拍的很多都是一级、二级文物。”陈绍棣说，张先生对文物的成像要求很高，一般都亲自从照相机观测镜上查看效果，待光圈、焦距、速度调整到最佳效果才点头，此时摄影师方可按动快门。“张先生对文物拍照技术很有钻研，对每件文物的形态、每个细节都不放过。这些照片张张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 安守仁在回忆录中写道，1960至1964年，张先生率领图谱组人员携带照相器材，前往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上海、山东、安徽、广东、黑龙江、吉林、辽宁等17个省市及有关县市，拍摄、收集文物照片近7000张。为了陪摄影师冲洗胶片，已年过半百的张先生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当时已是学术大家的张先生，在出差时常常以糠代粮，坐“闷罐子”车，住普通职工宿舍，令旁人肃然起敬。 陈绍棣说，张先生除了带领大家拍摄、翻拍文物照片，还从中国书店选购了不少珍贵书籍、名人信札、图册、画册、碑帖等，为《图谱》提供了宝贵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