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不能再‘下马’” 直到今天，王曾瑜的脑中仍不时浮现一个场景：1996年的夏天，张政烺先生把自己闷在书房里，兀自望着窗台上一叠用报纸包起来的东西出神。连着好几日，他都这么坐着，一坐就是半天。“后来，师母傅学苓先生同我讲，她翻开来看过，那叠报纸包着的是《图谱》原始社会部分的手稿。”说完，王曾瑜重重地叹了口气，“撤项对张先生的打击非常大。从那以后，他的精神状态一落千丈，身体也大不如前。” 王曾瑜告诉记者，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曾受教于张先生。在他看来，自年轻时就被称为“小王国维”的张政烺先生学识极其渊博，在与他同辈的优秀史家中，也是出类拔萃者。尤令他敬佩的是，张先生博览群书，治史不分断代，对中国考古学、古文字、版本目录等均有精深的造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书局请学者点校“二十四史”时，张先生被分配到点校《金史》，“拿来就点”，甚至还用古医书纠正了《金史》中的差错之处。王曾瑜至今记得，1991年过春节时，张先生请他到家中做客，提出希望由他执笔写作《张政烺先生学术传记》，编入组稿中的张先生80华诞祝寿文集，这令他倍感荣幸。当读到张先生1998年的自述文章：“一九五八年我开始从事主编《中国历史图集》的工作。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摘自朱凤瀚整理、张政烺自述《我与古文字学》）王曾瑜心里很难过。他认为，张先生一生都在为别人付出，却一直未能将自己的大部分学问付梓，这不仅是他的最大损失和遗憾，也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和遗憾，“张先生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师，我就想自己能不能做点事”。 黄正建记得，2000年王曾瑜找他谈《图谱》之事时，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了起来，“王先生对张先生有一种责任感”。在当天日记中，黄正建这样写道：“我既想让图谱出来，又怕再耽误几年，也是很矛盾。”在他看来，曾经参与编辑《图谱》的学者，不少都有类似的心态。 王曾瑜告诉记者，考虑到自己在院里有一定的影响，2001年他以张先生和自己的名义，向中国社科院申请了重点科研项目，酝酿让《图谱》“起死回生”。但因出版资金没有着落，图谱组成员流失严重，虽然申请报告改了又改，工作迟迟却不能开展。 直到2004年，这一课题申请才得到批复，经费和出版社也有了眉目。在关树东、黄正建等人的努力下，经历了一次次 “可能无人做”的婉拒后，《图谱》编写者终于逐步找齐了。当年3月26日上午9点，新成立的图谱组第一次开会。根据黄正建的记录，当天会议的到场者有王曾瑜、张永山、许文骥、沈冬梅、关树东、李锡厚、陈绍棣、黄正建、陈奕玲、赵凯、鱼宏亮、刘晓，没有到场的有栾成显、罗琨、安守仁等。会议一直进行到中午，黄正建向与会者介绍了情况，念了体例，大家看了样稿。关树东记得，那时他博士即将毕业，王曾瑜对他说：“你写完论文，就该做《图谱》了。” 在2004年《图谱》再度立项时，黄正建就在日记中写道：“王曾瑜对此事极认真，极负责。”2005年，社科院院部与王曾瑜签订了重大课题责任书。不过，在现在出版的《图谱》编委名单中，却看不到王曾瑜的名字。“是我要求出版社不署名的。”王曾瑜说，他在立项时就提出8个字：一不挂名，二不沾利。在最后的统稿和审稿阶段，王曾瑜承担了大量审读工作。他说：“在张先生面前，说我是四分之一瓶醋，还是过高抬举自己了。这是实事求是，不是妄自菲薄。我对《图谱》就像对待自己的著作一样，必须尽学力修改。”为此，他还常常向师母傅学苓先生汇报编写情况。不过，直到结项，王曾瑜都坚持不肯要一文钱稿费。“做这个事情，越简单纯粹越好。”他说，“我对这部书只有一个要求——绝不能再‘下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