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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青岛工业发展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设青岛特别市，为行政院直辖。与北京政府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注重鼓励工商业发展，在结束了长期的军阀割据状态后，更得以立意建设，使青岛工业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在1929-1937年间，虽然日资在青岛工业中的优势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青岛华资工业进步明显，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以日资为代表的外资工业优势的保持 日资工业优势地位的保持主要体现在其棉纺织业的不断发展。除已建立的六大纱厂不断扩充厂房面积、增加机器数量外，1935、1936两年时间，日资继续建设了上海纱厂、丰田纱厂和同兴纱厂等三座纱厂，使青岛日资纱厂数量增至9个，工人总数超过30000人。[28](P527)与此同时，青岛纺织工业在全国行业地位不断上升，到1936年，青岛日资纱厂精纺机和织布机的数量，已经超过另一纺织重点城市天津2倍以上。[25](P409)从全国来看，“以日资为主的青岛纺织业有纱锭56.84万枚，占全国的10％，织机9286台，占全国的15％，上海之下，无出其右。”[7](P72)这种行业优势地位的取得，无疑是青岛日资工业雄厚实力的体现。 另外，外资的优势还体现在资本与技术方面的遥遥领先。1931年，青岛15家火柴厂中仅有2家日厂，数量远少于华商，但这2家日厂资本占火柴业总资本212万中的121万；7家砖窑中，2家日商砖窑资本达76万，其余5家华商砖窑合计仅4万；3家烟草厂中，唯一的外资工厂大英烟草拥有70架机器，2家华厂共有7架。[29](P213-214)这种资本与技术的巨大差异表明，在具有传统优势的行业，外资工业在青岛的明显优势并没有被撼动。 (二)华资工业的快速发展 尽管外资依旧保持优势，但青岛华资工业仍然在工厂数量、资本总额、涉及行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不断缩小与外资的差距。在工厂数量和资本总额方面，1932年青岛有外资工厂49家，总资本达7600余万元，华资工厂125家，资本仅1700余万元，资本差距虽较1927年的近10倍有所缩小，但仍超过4倍；仅仅一年之后的1933年，青岛有外资工厂50余家，资本总额约8200余万，而华资工厂已增至200多家，资本总额达3000余万元，资本差距已不足3倍。[21](P140)民族资本在这段时期的迅速发展可见一斑。在涉及行业方面，华资在织袜、花边、制针等利润较低却关乎民生的行业中持续扩张，如通盛公织袜厂、协成花边工厂、冀鲁制针工厂等都已小有名气；在技术含量不高、但却为外资长期把持的火柴、面粉、烟草等行业中，诸如振业火柴工厂、恒兴面粉公司、山东烟草公司等新兴企业也逐渐站稳脚跟，与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30](P40-50) 作为青岛华资工厂的代表，华新纱厂在这一时期的繁荣兴盛是整个青岛民族工业快速发展的缩影。与日资纱厂不同，属于民族企业的华新纱厂拥有本土亲和的天然优势，便于以更为低廉的价格购入优质原棉。[31](P10)在优质原料的支撑下，华新纱厂得以生产质量更高的细支纱并销售至高端市场，从而避免与产品主要销往农村的青岛日资纱厂发生直接竞争。[31](P16)在日常经营中，华新纱厂注意利用民族主义思潮打击对手，在1929年爆发的针对日资纱厂的大罢工中，华新纱厂“一边加紧生产，一边声援罢工运动，并向日商纱厂罢工工人捐赠衣料、食物，同时招收优秀技术工人进厂做工。”[32](P26)面对日资纱厂的强大压力，华新纱厂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936年，纱厂资本从建厂之初的120万扩充为“固定资产约500万元，实际资产价值远在此数之上。”[22](P10) (三)抗日战争爆发与青岛工业发展的停滞 由于政府政策支持与地区形势稳定，1929-1937年可称为青岛近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外资工业还是民族工业都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民族工业的发展速度尤其令人瞩目。随着外国政治、经济特权的逐渐废除，外资与华资的竞争环境日益公平。假以时日，华资与日资并驾齐驱、甚至取而代之也并非毫无可能。但是历史永远不允许假设，青岛的华资工业最终未能获得长时间发展的机遇与空间。在稳定环境仅仅持续了八年之后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接蒋介石电令，采取焦土抗战政策，炸毁包括九大日本纱厂在内的所有日商工厂，青岛工业发展道路为之一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