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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民族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变化的有机体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在阐述了欧美主要国家的劳资关系都在发生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变革趋势后，紧接着指出： “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5]84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最主要的内涵是注重社会有机体的适应性与可塑性，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之中。 现代民族(现代各种社会共同体)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虽然可以表现为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生产力发展以及作为生产关系后果的上层建筑变动(这些在《资本论》中都有大量的论述)，但是最主要的是作为生产关系重要体现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劳资关系的变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阐述了经过艰苦斗争后正常工作日制度的形成，工厂法的逐步形成和艰难实施。这些都是劳资关系改善的表现。至于生产方式，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了传统方式的顽固性：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全面的和有预见的控制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念；在这方面，资本家的迷信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工厂视察员在他们的报告中也再三表示惊讶不已[1]136。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充分注意到当时发达资本主义民族中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股份公司的出现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信用制度为单个资本家或者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富，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1]494-499 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民族的制度体系是否变化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开始，是《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两个必然”。“两个必然”结论的得出，是以到当时为止各资本主义民族的制度体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为基础的。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检验，马克思修正了一些极端的看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提出了“两个绝不会”，间接地含蓄地承认了当时欧洲主要民族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有较强的生命力。到发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时(1867年)，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民族的认识达到了有机体理论的高度：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这充分表明，马克思在对现代民族特性的认识上是与时俱进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