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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柳建文，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柳建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民族问题。 内容提要：我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民族地区在地缘人文因素、国家政策扶持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参与一带一路战略中缺乏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存在重复建设以及恶性竞争现象。同时，由于城镇化发展滞后，民族地区城市群发育不足，缺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支撑点。此外，民族地区开展境外经济活动还面临国际性的社会政治风险。为有序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民族地区需要将区域合作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通过建立区域合作组织加强国内地方之间的合作，建立一带一路省区之间的协作机制。同时需要加强地方城镇化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之间的衔接与配合，促进边境口岸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为防范社会政治风险，民族地区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合作。 关 键 词：一带一路/民族地区/风险挑战/应对策略 标题注释：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区域政策创新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13&ZD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学科骨干人才资助项目“我国区域经济整合的政治策略研究”(NKZXA141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采取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战略的选择重点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从而形成了区域对外发展格局中“中心”与“外围”的二元结构。民族地区大多处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边缘地带，无法整体进入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大战略，完全覆盖了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贵州、云南、青海等八个民族省区。这是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民族地区第一次整体进入到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中，这不仅为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其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民族地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势 (一)地缘优势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跨境经济合作需要考虑两项关键变量：地理空间可达性和制度空间可达性。前者是指某一地区与国外经济区的相对距离、交通和通讯等联系手段的便捷尺度，后者是指由文化制度因素决定的对外经济交往的容易程度。我国2.2万公里陆地边界线中近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138个边境县(区、市)中109个在民族地区，构成了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和通道。利用欧亚大陆桥的区位优势，新疆设立了伊宁、塔城和博乐3个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开发区，还与哈萨克斯坦合作设立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内蒙古也建立了“海拉尔—俄罗斯赤塔地区产品展销暨商贸洽谈会”、“中俄蒙毗邻地区矿产资源房地产开发农业合作项目对接会”以及“中俄蒙边境区域合作论坛”等。边境地区作为不同梯度之间的过渡层与联系纽带，使不同国家间经济上的互补性得以实现，这是边境地区具有的梯度延展优势。目前，中国与中亚、南亚等周边国家在能源、建筑、交通等流域的互补性合作规模日益扩大。截至2015年底，我国企业正在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75个，有一半以上是与产能合作密切相关的加工制造类园区，累计投资70.5亿美元，入区企业1209家，累计总产值420.9亿美元，带动了国内纺织、服装、轻工、家电等优势传统行业部分产能向境外转移，目前各类双边多边产能合作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