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提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理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第一阶段只存在一些鼓励的区域性中心；第二阶段以中心点为基础形成一些区域中心城市；第三阶段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扩散并形成若干次级城市；第四阶段中心城市与次一级城市相辅相成形成完整的空间点轴网络系统和现代都市群。[8]由于地方发展资源有限，民族省份确立的发展重点大多是辖区内的省会等行政中心城市，因此大多处于弗里德曼所说的第二阶段，仅仅形成了一些区域中心城市，其突出表现为城市首位度偏高。比如，新疆乌鲁木齐市人口规模(262.9万)与排名第二的伊宁市人口规模(53.6万)相差4.9倍之多，青海西宁市现有城市人口120.47万人，排名第二的格尔木市仅有17.93万人，相差6.7倍。②在一带一路中发挥重要节点功能和枢纽作用的边境城市、口岸城市的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据调查，新疆几乎所有的口岸城镇都没有任何生产性支柱产业，口岸除常住的少数民族边民外，主要人员就是“候鸟”式的口岸联检单位工作人员，一些口岸甚至不具备人员基本生活的条件。[9]目前我国45个边境地州市盟中仅有包头市和阿里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余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③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导致这些城镇人口流失严重。根据“六普”人口统计数据，乌兰察布、呼伦贝尔、巴彦淖尔、个旧、崇左等13个民族地区边境地州市人口规模都有不同程度下降。从表1可以看出，民族地区边境县市行政级别偏低，缺乏地级以上城市；经济规模普遍偏小，经济总量最高的满洲里市2014年生产总值为195亿元，只有江苏省县级市昆山市生产总值(2920亿元)的6.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只有昆山(1926个)的4.4％。边境县市的社会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很弱，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对外开放、互联互通的要求。 (三)区域性公共问题突出 民族地区推进一带一路还面临贫困、环保、社会政治安全等区域性公共问题的困扰。根据国务院2010年颁布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有20个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在民族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族地区可供一带一路战略开发利用的空间资源。从国际层面看，我国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也极为脆弱。联合国最近发布的《大湄公河流域环境展望》指出，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快速的地区之一，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发展提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尤其是在泰国、越南和中国云南省。④然而，大部分的增长忽略了这一区域超过70％的农村人口，他们中的许多人直接依赖自然资源为生。经济发展以及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已经导致日益严重的污染、土地退化和自然资源损耗。同时也将增加贫困和农村人口在面对健康威胁、自然灾害、食物匮乏和社会分裂等危险时的脆弱性。报告警告说，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不采取有效措施，那么在未来一个世纪内这一区域超过一半的剩余土地和水源地将消失。[10]从现状看，近年来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与制度性的地区安排一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短缺的“公共产品”。比如，影响我国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环境问题就有“褐云”、酸雨和湄公河水质污染等诸多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很多民族自治州县处在国界接壤的边境区域，136个边境县中67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其中，西藏的全部边境县都为国家贫困县，新疆32个边境县中14个为国家贫困县，云南25个边境县中有16个为国家贫困县，广西6个边境县中有3个国家贫困县。据不完全统计，桂越边境地区大约有50万农村贫困人口，“边民尤其是边境0-3公里范围的边民生活水平还达不到内地改革开放前的水平，不少边民仍住在茅草房或残旧的土坯房里，生活来源主要靠政府救济。”[11]中国周边国家大多也是欠发达国家，其中柬埔寨、老挝、缅甸、孟加拉国、阿富汗、不丹、尼泊尔等国被联合国列入最不发达国家之列。这些国家与中国交界的地区也是国内最贫穷的地区。由于生活贫困，近年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跨国毒品枪支贩卖、绑架拐卖人口、偷渡等非法活动猖獗，已经成为严重的跨区域性公共问题，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2014年11月29日，英国“经济学家”网站刊登题为“丝绸之路的走私”的报道，指出2013年云南边防警察查获毒品6.2吨，几乎是2011年的两倍，这些毒品大多来自缅甸和越南。边境地区其他形式的非法活动同样猖獗。在中国和老挝交界的磨憨口岸附近，一些墙上写着叫卖枪支弹药的广告。从老挝和缅甸进入中国的大部分木材都来自非法砍伐。中国的许多商品也以走私形式流入上述国家。最恶劣的走私是人口拐卖，2014年11月份中国警方刚刚抓获一个拐卖人口团伙，他们涉嫌将多名缅甸女性卖到中国农村。[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