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区位理论将一国边境地区视为阻隔区域经济交流的屏障，由于中央的鼓励和政策扶持，民族地区的边境屏蔽效应正在日益弱化。据统计，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70多个在建合作区项目，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额接近7万亿人民币。其中，民族地区参与的国际区域合作主要有内蒙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在的图们江地区的经济合作，广西、云南、西藏所处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经济技术合作，云南、广西所在的中越“两廊一圈”经济合作，新疆阿勒泰地区所在的环阿尔泰山经济合作以及以新亚欧大陆桥为纽带的新疆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等。据世界贸易组织估算，21世纪新丝绸之路将创造近2.8万亿美元的贸易额。对民族地区而言，这无疑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由于一些特殊因素，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对复杂，能否最大限度将战略红利转化为地方收益，还面临诸多挑战。 二、民族地区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一)地方无序竞争严重 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为平台的一带一路是典型的投资导向型战略。因此，地方政府大多将其视为争夺战略制高点、扩大投资、上新项目的宝贵机会。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出台，丝绸之路沿线省区开始激烈竞争，陕西、甘肃、青海、宁夏、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纷纷争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节点区域和桥头堡。目前，多个省份均在组织编制推进“一带一路”实施方案、工作要点和项目清单，为抢夺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和资源，地方无序投资、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据报道，自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各地争相开通“渝新欧”、“蓉欧”、“汉新欧”、“郑新欧”、“营满欧”等对欧货运班列，总数已达十余条，货源争夺日趋激烈，各路中欧班列大打价格战，甚至赔本赚吆喝，目前除“营满欧”外，其余线路均处于全线亏损的窘境。[6]尽管《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对各地的发展及战略定位提供了重要的宏观指导，但从实际情况看，地方政府的规划和投资大多从地方利益出发，在贸易投资、跨境经济合作、国际通道建设等方面缺乏政府间的协调和沟通，甚至在某些方面视对方为竞争对手，互相拆台，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关系，民族地区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着国内政府间关系的整合难题。 (二)城镇化发展滞后 丝绸之路作为典型的通道经济带，需要形成重要的战略支撑区。为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特别强调要“依托陆桥通道上的城市群和节点城市，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推动形成与中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区域大合作。”然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并不平衡，民族地区城镇化率与沿海地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民族地区尤其是西部边境地区向来人口稀少，产业薄弱，城市化水平低。2016年上海城镇化率已达89.3％，而八个民族省区除内蒙古外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云南等省城镇化率不到50％，最低的西藏城镇化率只有23.7％。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着成片的城镇分布空白区，其整个城市体系的发展表现出数量少、规模小、密度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态势，新疆、青海、西藏等面积较大的民族省份城镇数量严重不足，各级城镇间形成了巨大断层，被形容为是丝绸之路上的“城镇塌陷带”，难以形成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城市群。为推进民族地区城市群发展，“十三五”规划专门提出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规划引导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内蒙古呼包鄂榆城市群、云南黔中和滇中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新疆天山北坡城市群的发展，促进以拉萨为中心、以喀什为中心的城市圈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当一个城市密集地区扩展到大城市数量超过3个、人口总规模超过2000万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水平大于50％、非农产业比率大于70％、核心城市GDP中心度大于45％、经济外向度大于30％、经济密度大于500万元/平方公里、能形成半小时、1小时和2小时经济圈时，可认为这一城市密集地区达到了城市群发育的基本标准。由于城市发育明显不足，民族地区的城市群均不达标。[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