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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优势 推进跨境区域合作还需要特别关注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文化软环境。“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根据邓宁对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外国公司在投资时对区位的选择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区域经济中心区、邻国边界区和社会文化关系密切区。其中，密切的社会和亲属联系对外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语言和文化习惯相通或相近，可以减少对信息了解的障碍，加强投资者与当地各有关方面的沟通；了解当地的习惯、法律等，也有利于避免各种冲突。尤其是当投资者与投资地具有密切的个人关系如亲属关系时，这些区位更容易被投资者所选中。[3]我国目前有30多个跨界民族，其中8个民族建有民族国家、4个民族在邻国建有一级行政区。跨界民族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成为推动“一带一路”的有利条件。目前，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企业有1000多家，2012年，哈萨克斯坦一国占新疆外贸总额的44％，是新疆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4] 自20世纪90年代新发展观确立以来，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已经得到大家的共识，因为“强烈的血缘关系联系和地域上接近的区域文化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并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加快区域商业发展。”[5]目前位于中越边境的凭祥—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中缅边境的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中老边境的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最早缘起于两国边民的互市贸易，基于上述经济区，大湄公河流域、“两廊一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高层级经济合作区域正在日益成熟。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并未简单强调其经济职能，而是加入了“民心相通”、“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具有深刻人文内涵的表述。尽管与阿拉伯国家并不相邻，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宁夏提出打造中阿“空中丝绸之路”和中阿“网上丝绸之路”两条纽带，建设阿拉伯国家产业园等穆斯林文化经济圈。西藏正以藏传佛教文化为基础构建中印文化经济圈，内蒙古则试图打造横跨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草原文化经济圈。 近年来，利用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的优势，民族地区很多城市与相邻国家城市缔结友好伙伴关系，催生了城市合作关系(City-to-City Cooperation，C2C)。目前，广西与东盟国家缔结友好城市22对，其数量居中国各省区之首，基于城市间的结对合作关系，中俄两国还专门签署有《关于中俄地方政府间合作原则协定》。 (三)政策优势 在中国，发展战略区分为地方级和国家级战略，其中，地方发展战略主要由省级地方政府制定，其规划和受益范围在省级辖区内，主要的财政资源来自省政府。国家级战略由中央政府制定和批准，将获得中央的政策、制度扶持以及各种发展资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广西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和新疆喀什、霍尔果斯等特殊经济开发区建设，支持宁夏等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我国面向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开放的重要窗口。目前，宁夏已获国家批准独家开展伊斯兰金融试点，中海自贸区建设正在审批中。新疆、云南也在争取设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和中国-南亚自由贸易区。在国际层面上，一批国家级的经济合作平台相继落户民族地区。比如广西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云南的中国—南亚博览会、新疆的中国—亚欧博览会、宁夏的中阿博览会、内蒙古的中蒙博览会等。2014年，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提出扶持民族地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要建立差别化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增长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加大银行、证券、保险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支持民族地区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在口岸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加速发展。目前，5个边疆民族省区“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全部建成；西藏正在加快建设“三纵两横”、“六个通道”的交通网络，口岸公路建设也已提上日程；云南则在规划建设4条通往周边国家的国际大通道。2016年7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最新修订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规划以进藏、出疆、沿疆、沿边少数民族地区铁路建设为重点，构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从西北、西南、东北三个方向推进面向“一带一路”国际通道建设。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