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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期间，中共及其领袖还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架构初步做出了厘定，并通过课本进行教育和宣传：“我们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许多少数民族，组成近代的中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68](P.808)这一厘定的关键，在于确定了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所有民族共同构成了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由此也继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再次厘定了多民族中国的“国族—民族”架构，这与孙中山、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关于中国的“国族=民族=汉族”的认知完全不同[69]。也正是基于这种完全不同的认知，中国共产党由此不仅建构了完全不同的民族理论，而且在未来国家建构和制度安排上也有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贾拓夫在1940年以“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为题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因此中国抗战建国的澈底胜利，没有国内各个民族的积极参加，是没有最后保证的。”[70](P.816)李维汉也撰文提出，“日本强盗的目的是灭亡全中华民族，也就是要灭亡中国境内一切民族。这样，为着挽救自己的生存，中国的各民族和各个社会阶层只有联合一致，坚持抗战……为着更进一步的团结抗战，必须具体的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必须彻底根清大汉族主义，必须纠正狭隘的回族主义倾向。”[71](P.840)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多民族架构的认知，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完全不同，“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72](P.945)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思想是建构在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认知、对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厘清和关于“国族—民族”架构规划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一国族观和民族观，不仅有效地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一致抗日、共赴国难的共识，也在事实上成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和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制度架构的指导理念。 “中国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团结：民族间的、阶级间的、党派间的、国际间的。只有民主与团结，才能使抗战增强力量，才能使中国走上轨道。”[73](P.956)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民族团结的主张，以解决蒙古问题入手，探索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道路和制度，“我对蒙古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帮助蒙人反对大汉族主义，团结蒙人内部力量实行自治”[74](P.998)；“目前伊盟工作的方针则应是：广泛开展上层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团结蒙人，巩固和平，统一内部，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运动，反对国民党民族压迫政策”[75](P.1006)；“消除汉人对蒙人的欺压，使蒙人得到实际利益，促进汉蒙团结”[76](P.1022)；“应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结成广泛的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唤醒蒙汉人民以此为基础的实行蒙汉人民之亲密大团结。”[77](P.1064)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走向成功的标志，同时也是民族团结政策的制度体现，“内蒙古自治政府将团结内蒙古区域内的蒙、汉、回等民族，并联合一切赞助内蒙古自治的民主党派及中国境内各民族，为彻底粉碎美蒋反动派的进攻，争取内蒙各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的解放而共同奋斗。”[78](P.1118)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则将内蒙古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视为“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79](P.1127)而在西南地区，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和地方党组织也提出了民族团结的口号和主张：“云南各民族起来实行民族自治”[80](P.1331)、“云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81](P.1333) “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由抗战到建国的历史进程来看，恰恰是因为廓清了与国民党在国家观、民族观上的区隔，中国共产党所揭橥的民族团结思想才迅速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的重要思想资源，并进而成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集体行动。西方的汉学家就此认为：“实行这些政策后，共产党成功地使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归附于中央控制之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比以前任何一个主权都赢得了更坚实的立足点。”[82](P.111-1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