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8年12月，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决议案中提出，“云南的各种小民族甚为复杂，种族界线也很严，但因经济上的关系，日渐分化而为地主有产者和佃农贫民两大阶级。今后应切实起[启]发他们的阶级性，消灭他们的种族界限，使他们成为革命战场上的有力战斗者。”[30](P.221)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给云南党组织的指示中肯定《少数民族问题大纲》在“大体上是对的”，并继而指出“云南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各少数民族是云南的一部……所以少数民族解放，必须在全滇革命胜利后才能得到”；“少数民族在云南在其数量上及斗争力量上，云南党部都应加以注意”；同时中央还谨慎地提出，“这些少数民族问题都非常复杂，必须由具体的材料研究才能定出具体的办法”；“关于这些问题的材料，中央得到的很少，所以不能作更详细的指示。省委应有一详细的报告来做中央详细讨论的材料，这一报告应包括一切土地关系，土司制度，与汉人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经济的材料。”[31](P.52-54) 1929年6月25日，中共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指出，“少数民族问题，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以供给党中央关于少数民族策略决定的材料”[32](P.109)；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云南临时省委的指示信中针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少数民族中的工作是云南党的重要的工作之一。中央因为没有很充分的材料，所以只能做很原则的指示。我们在少数民族中四个口号是：1.没收地主阶级土地；2.反对土司制；3.苗(或说其他少数民族名称)汉工农联合；4.苗(或其他少数民族名称)民自决。”该信还要求“省委必须成立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调少数民族中一两得力同志参加工作，这会的任务是：搜集材料，规定工作方法，并提出少数民族的要求”[31](P.110)。在此后的几封指示信中，中央都指示云南地方党组织注意在迤南等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王德三不仅汇报了云南地方党组织在少数民族工作的情况：“农民斗争的要求很迫切，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团结性和土地的要求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只要到苗子中去一宣传，马上在苗族中传遍了几百里”，而且也敦请中央就“少数民族问题也望很快决定策略，以便工作”[33](P.279-280)。 而在中央指示之前，云南党组织从1929年3月开始就在少数民族占99％的蒙自山后区开展工作并建立了党支部，“使我们的工作普遍到蒙自、开化、马关、靖边的少数民族中间。”[34](P.311)为了宣传和发动少数民族，王德三还从1927年开始撰写《夷经》(又称《苗夷三字经》)，1929年完成后刊载于云南特委机关刊物《日光》周刊和团刊《赤光》上，[35](P.120)1930年单独印行后“向苗族群众秘密宣传时，深受群众欢迎，群众把它誉为自己的‘经书’”[36](P.555)。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在给云南省委的信当中明确指出，“云南少数民族运动比全国各省都重要，在少数民族运动中首先要打破仇视的观念，要争取各民族群众为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而斗争。”[37](P.117)5月，中共中央在制定反帝策略时提出，“反帝国主义必须是公开的口号，充分运用群众路线，才能团结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国内一切少数民族，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38](P.94)，这显示出中共中央在党的策略上还没有把少数民族列入团结对象，少数民族仅是“吸引”和“联合”的对象。同年7月，共产国际提醒中共注意边疆民族的问题：“党应当加强自己在少数民族之中的工作。党应当去和北部中国回民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并且加以指导，对于内蒙古的民族革命运动，满州[洲]的高丽工农斗争，以及南部中国的苗瑶民族，都要这样。同时，党应当认识安南日益生产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而扩大自己在安南人之中的影响，尤其是在云南香港和广州。”[39](P.589)两个月后，周恩来在传达共产国际决议时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中国革命在世界中占了重要地位，正因为他是领导殖民地革命中有极大的任务，围绕在中国四周的大都是弱小民族。内部也有许多弱小民族，虽然云南满洲只有一小部分。”[40](P.380)有鉴于此，中共在六届三中扩大全会决议中提出，“党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应如国际的指示加紧在他们中间的组织活动与反抗军阀，地主，土司，王公斗争的领导。在有少数民族区域的省委，应组织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管理此事。”[41](P.3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