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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13](P.230) 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陈独秀在1925年11月撰文认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当然没有例外，也应顺着这个世界革命的大潮进行”[14](P.66)；1926年5月，李大钊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中认为“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15](P.111-112)；同年6月，后来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王德三在云南撰文指出，“反帝国主义的各弱小民族，某一民族得到胜利，则各民族都可以减轻压迫；而各民族要想得到完全的利益，则必须到国际帝国主义打倒以后”[16](P.65)；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革命的联合战线之一员，我们已经不是孤立的了!”[17](P.158)陈云在同月也撰文指出：“有几千年文化历史、沦为次殖民地的中国，最近发展起来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国民族独立运动了，它的一切变化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形势。但是，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民族运动，在今后长时期的奋斗过程中，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18](P.1)而瞿秋白不仅注意到民族问题与多民族国家中政党的政治意义，而且提出民族问题与政党成熟程度具有直接的关联度：“我此地不说这问题之政治上的总意义。只说他亦是党的程度之测量表。”[19](P.79)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注意到国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并予以关注。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在《蒙古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要能联合内蒙古中蒙农民的斗争”，“我们的党应当注意内蒙古的特别情形——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都有相互的关系”，“宣传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风俗言语及其他特点”[20](P.492-493)。根据学者基于文献的分析，中共至少在1926年11月之前就已经使用“少数民族”一词来概称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这在后来成为一个固定的称谓。[21] 二、云南地方党组织建立初期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其与中央的互动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传入云南。效法《新青年》而创刊的《尚志》杂志在1919年2月转载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滇声报》在同年5月刊载了列宁和李卜克内西的传记，在1920年又连载了《马克思逸话》。[22](P.19-20)1921年，来自云南祥云县的王复生与罗章龙、刘仁静等人选定十月革命爆发四周年之日在北京大学共同发起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该会预备“至少要购备《马克斯全集》英、徳、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各书现已陆续寄到”[23](P.132)；同样来自云南的王德三与胞兄王复生一起担任该会的法文组翻译并译注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文献。[23](P.10) 1925年9月，云南建立共青团特别支部；1926年1月，李国柱成为云南第一位中央党员。1926年11月7日，中共在云南建立特别支部；1927年3月1日在云南特别支部基础上建立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由王德三任书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