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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虽然只是常年岁时调节生活节奏的一个节令，元宵节和其它单日节令有着关键性的差异：从三至十余日不等的连续节庆，既为迎春活动带来高潮，也为从旧历到新年的过渡仪式划下句点。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强烈社会的性格：城里的灯市与乡间的庙会，成为元宵节里群众自由交际互动的主要场景，人人倘佯在元宵节的锦绣排场上，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从统治阶层的立场而言，普天同庆元宵，正是“与臣民共乐太平”的写照。朝廷借着非常节庆中的灯饰与烟火，正可向天下邦国展示日常生活里物阜民丰的承平岁华。但是随着夜禁的开放，统治阶层所必须担虑的不仅是治安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百姓在“不夜城”里以“点灯”为名或在“观灯”之余，逾越各种“礼典”与“法度”，并颠覆日常生活所预设规律的、惯性的时空秩序──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到贵贱之别。事实上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挑衅与嘲弄，正是元宵民俗各类活动游戏规则的主轴，流行各地的民间“偷青”习俗，尽管只是仪式性的窃取，但取得吉兆的唯一法门却是悖礼的行为与违法的手段。而在明清时期发展成型的“走百病”论述，妇女因而得以进城入乡，上庙逛街，甚至过访文庙、入官署，从而突破时间的、空间的、以及性别的界域，成为元宵狂欢庆典中最耀眼的主角。 关键词：元宵、夜禁、狂欢、礼典、法度、偷青、男扮女妆、走百病 一、州官放火•百姓点灯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1125-1210）在《老学庵笔记》里提到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位郡守田登“自讳其名”，多位属下因言词不慎冒犯其名讳，甚至遭到笞杖之刑。由于“灯”、“登”两字谐音，因此举州之人只好隐讳地指“灯”为“火”。到上元灯节时，田登依例庆祝，准允百姓进入州治游观，小心翼翼的书吏便写了榜文公告于市：“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1]榜文里“放火”一词当然是藉指“点灯”，不过仅就字面上言，“放火”也可意指违法的行为。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典故流传至今，便常被藉以批评上位者以双重标准宽容本身越轨违制之举，却不许别人循规蹈矩，依法行事。 这个州官放火典故的背景，正是在“一年明月打头圆”元宵佳节。[2]元宵节是中国农历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它既是迎春活动的高潮，也可说是“新年之结局。”[3]一般以为元宵节的起源乃汉武帝于正月祠祀“太一”之神，然而充其量这不过是汉代皇室在正月时举行的一项祭祀活动。[4]晋代傅玄（217-278）〈庭燎诗〉有云：“元正始朝享，万国执珪璋。枝灯若火树，庭燎继天光。”[5]可见当时国都在元旦的朝贡庆典里，已有以灯火彻夜照明的安排。[6] 最晚到隋文帝时代（581-605在位），京城与各州已普遍有于正月望日“燎炬照地”的作法，并在夜里进行各种庆祝活动。尽管当时以勤俭治国著称的隋文帝曾接受柳彧的建议，一度下达禁令，[7]不过其子炀帝继位后，却反其地道大肆庆赏元宵。《隋书•音乐志》载，自大业二年（606）以后，“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8]奢华阔绰之至。一旦官方“放火”在上，百姓自然会随之“点灯”在下，原初隋文帝的禁令恐怕已成具文。据传隋炀帝本人曾亲赋〈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一诗：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凝流水，春风夜含梅。旛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9] 炀帝点明其张灯之举，乃出自礼佛崇法的需要，并非嬉游可拟。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此后放灯成为上元庆典中不可或缺的应景节物。[10] 元宵节与其它岁时节令的一项重要的差异，便在于它并非单日的节庆，而是日以继夜的连续假期。根据明代刘侗与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的梳理，唐玄宗时灯节乃从十四日起至十六日，连续三天。宋太祖时追加十七、十八两日，成“五夜灯”。南宋理宗时又添上十三日为“预放元宵”，张灯之期连达六夜。逮至明代，更延长为前所未有的“十夜灯”。[11]原来明太祖初建都南京，“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从初八上灯到十七日才罢灯。永乐七年（1409）明太祖更明令从正月十一日开始，赐百官元宵节假十天。并且谕令礼部“百官朝参不奏事，有急务具本封进处分，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12]不过，虽然成祖已着为定例，以后每年年终，礼部仍得援例请旨，让皇帝亲自定夺是否“赐文武诸臣上元节假十日。”[13]逮至清代，元宵庆典则基本上又回到以五日为度。[14] 相应这连续几天的假期，乃是夜禁的开放，使百姓得以相对自由地出游观灯。唐代曾在武后时担任宰相的苏味道（648—705）曾有〈正月十五夜〉诗作，已成后代状拟元宵盛况的经典：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使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15] “执金吾”，原为汉代徼循京城之官，负有昼巡夜察之责。在《周礼》一书所型构的理想职官体系里，即有“掌夜时”的“司寤”一官，职司“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16]《大明律》以及内容相沿的《大清律》对京城及外郡城镇的“夜禁”皆有具体的规定： 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其公务急速、疾病、生产、死丧不在禁限。其暮钟未静，晓钟已动，巡夜人等故将行人拘留，诬执犯夜者，抵罪。若犯夜拒捕及打夺者，杖一百；因而殴人至折伤以上者绞，死者斩。[17] 顺治初年更针对京城的夜间巡逻，详细规定如下：京城内，起更后闭栅栏，王以下官民人等不许任意行走。步军尉负责分定街道界址，轮班直宿，而步军协尉则往来廵逻。至于夜行之人，除非有奉旨差遣及各部院差遣，或是“丧事、生产、问疾、请医、祭祀、嫁娶、燕会”等特别状况，直宿的官兵须详细询问事故，记录其旗分、佐领、姓名、住址，才可以开栅放行。[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