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柳边纪略》（1931-1934），4：1，《辽海丛书1》（沈阳市：辽渖书社，1985），页258；《全辽备考》（1931-1934）卷下：12，《辽海丛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吉林汇征》（1914），《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页256。 [102] 《西丰县志》（1938），《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页129；以及《凤城县志》（1921），《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页176。 [103] 《帝京景物略》卷2“春场”，页66。 [104] 吴庆坻，《焦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八“黄河九曲灯”，页255。吴庆坻根据清代吴南礀所修葺的《宣化府志》，以为此俗源自明武宗时代（在位1506-1522），武宗曾在宣府“盘游无度，俗极奢靡”，不过恐怕待进一步的确认。另明代陆西星《封神演义》里有“三姑计摆黄河阵”的故事，提及赵公明的三个妹妹为报兄长之仇，特设下了“九曲黄河大阵”，对抗姜子牙，但为姜所破。见陆西星，《封神演义》（台北：文源书局，1974），第五十回“三姑计摆黄河阵”，页411-418。事实上“黄河九曲灯”的活动一直流传至今。民国地方志仍有相关记载，例如《怀安县志》（1934）：“其城外大屯堡，亦演秧歌、高跷以为乐。并有立竹木，设九曲黄河图，擎灯三百六十盏，灯上圈以五色纸罩，名曰『九曲灯』。男女中夜穿逐，谓之散百病，以取一时之快。”《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196；《山西沁源县志》亦述及：“或有纸灯二、三百盏成万字形而游绕者，谓之『黄河』。”并且有〈元宵黄河〉的歌谣：元宵苇席搭神棚，炮火花烟气倍增。游绕黄河三百六，沿途五色纸灯笼。一绺火花一绺灯，细吹细打鼓锣声。纷纷士女重围看，炮药花烟气象增。”，见《沁源县志》（1933），2：47，《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40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204；《武乡县志》（乾隆五十五年；1790）亦载“十三日夜起，至十六日夜止，放烟火、花爆，以木屑搭『九曲黄河』，上簪油灯三百六十盏，童子笙歌游玩，夜分始归。”《武乡县志》2：22，《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7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169。唯有些地方已用电灯取代油灯来布阵。至于现代的黄河九曲灯阵，可参考David L. Holm, “The Labyrinth of Lanterns: Taoism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Northwest China,”汉学研究中心编，《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pril, 1994）pp.797-852。 [105]《龙门县志》（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5：12，《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察哈尔省》第2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页185。类似记载并见《赤城县志》（乾隆十二年；1747）：“设九曲黄河图，擎灯三百六十一盏，男女于中穿逐，谓之走百病。”1：23，《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察哈尔省》第2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39。 [106] 《怀安县志》（清光绪二年刊本；1876），3：3。 [107] 参见《沁州志》（清乾隆六年刊本；1741）：“十三目夜起，至十六日夜止，放烟火、花爆，以菱秆搭九曲黄河，上簪油灯数百盏。”8：15-16；《盂县志》（清光绪七年刊本；1742），6：1-2；《辽州志》（清光绪十六年；1751），《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571。 [108] 〈咏黄河灯〉，《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雍邸集》，22：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页350-171。诗中所谓“八门”应指术数传统中奇门遁甲里生门、开门、休门、杜门、景门、惊门、伤门和死门，配应方位以占验行动吉凶。 [109] 《西和县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2：43，《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甘肃省》第33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页213。 [110] 《任邱县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4：42，《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河北省》第52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467。 [111] 《续修顺宁府志》（清光绪三十年；1904），5：5，《新修方志丛刊163•云南方志3》（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页157。类似“游新桥河，插香于道”的方式，亦见《腾越州志》（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3：25，《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云南省》第4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页45；《腾越厅志稿》（清光绪十三年刊本；1887），3：1；《阿迷州志》（清雍正十三年；1735）《新修方志丛刊167，云南方志7》页112；《大姚县志》（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页845；《弥勒州志》（一九六三年扬州书店传抄乾隆四年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页827；《浪穹县志略》（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香纸焚僻处。”2：14，《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云南省》第26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页99。 [112] 参见《李星浣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道光廿二年（1842），页351；道光廿三年（1843），页471；道光廿四年（1844），页545；道光廿五年（1845），页590；道光廿六年（1846），页642；道光廿八年（1848），页731。清季另一位大臣王文韶（1830-1908）亦在其日记中叙其于元宵节到文庙行礼。参见《王文韶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同治七年（1868），页73；同治八年（1869），页132；同治九年（1870），页186。 [113] 《良乡县志》（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1：9，《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河北省》第12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47。 [114] 当地并在元宵节前数日先“聚儒童用废碗底栽干糊灯”；沿着当地从文笔峰到昭远寺约一里长的距离，“就山之形势，或摆物形，或列楼阁，或集文字，傍晚燃之，光烛城闉，可及夜半。”类似的活动似乎一直延续到民初，参见《乡宁县志》（1917），7：5，《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8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325。 [115] 《平阴县志》（清嘉庆十三年；1808），3：2，《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东省》第37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133。 [116] 《楚雄县志》（清宣统二年；1910），2：26，《中国方志丛书•云南省》第3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页31。 [117] 《申报》光绪廿六年正月廿七日（1900年2月26日）“鄂渚嬉春”条。 [118] 《寿阳县志》（光绪八年；1882），10：10，《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43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668。 [119] 《密县志》（嘉庆二十二年刊本；1817），11：1。 [120] 《高平县志》（清同治六年刊本；1867），1：42。另《襄陵县志》（1923）亦提及出游的乡妇“入公署，谒内眷。”4：5，《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40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135。 [121] 参见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125120，文海折片。 [122] 明•范景文，〈庚申元夕仁常招饮灯市酒楼同王无近章甫仲田伯善年兄有赋〉，《范文忠公文集》，10：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页1295-598 [123] 《祥符县志》（清乾隆四年；1739），《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页18。 [124] 《涿州志》（清光绪元年；1874）引旧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311。 [125] 《元和县志》（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妇女走历三桥，云可免百病”，10：13，《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册6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页109。另见《锡金识小录》（清乾隆十七年；1752），1：21，《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江苏省》第42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页81；《沙川抚民厅志》（清道光十六年；1836），《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页20。就笔者目前所见方志，华北地区仅有甘肃《宁远县志》（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有“游三桥，却疾痍”的说法，1：9，《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辑（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37：43。 [126] 《太仓州志》（清康熙十七年；1678），《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页411；及《太仓州志》（民国八年刊本；1919），3：6。 [127] 《如皋县志》（清乾隆十五年；1750），《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页527。不过在嘉庆年间修订的《如皋县志》，则作“文德、武定、集贤”等三桥，究竟是更名抑或换桥，尚待进一步查证。见《如皋县志》（清嘉庆十三年；1808），10：17，《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江苏省》第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页797。 [128] 这种星桥在河南地区颇为常见，参见《河南府志》（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1779），26：11。并见《郏县志》（清同治四年刊本；1865），3：30。 [129] 《新乡县志》（清乾隆十二年；1747），18：16，《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河南省》第47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641。 [130] 《扬州府志》（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20：3，《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地理类》25（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页347。 [131] 天津市《武清县志》（清乾隆七年刊本；1742），4：7。 [132] 例如：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重校本》（香港：启文书局，1993），第二十四回“经济元夜戏娇姿，惠祥怒詈来旺妇”，用的是“走百病”一词，页277。《新刻绣像批评本金瓶梅》（香港：三联书店，1990）则作“走百媚”，页308。据该书校记云，崇祯诸本皆作“走百媚儿”，张评本乃作“走百病儿”，词话本则作“走百媚儿”，见页315。 [133] 《临晋县志》（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4：15，《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43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163-164。不过一直到民国时期山西临晋的乡村妇女，仍然“于是日入城谒庙，行香观剧，并至县署恣意游玩，即监狱、看守所等处，无不周历，或出钱物布施罪囚，以求福利。”见《临晋县志》（1923），4：15，《中国地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42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164。 [134] 山西省《赵城县志》（清道光七年刊本；1827），18：3。 [135] 河北省《柏乡县志》（乾隆三十一年刊本；1766），10：3，《新河县志》（清宣统元年补刻本；1909）：“十六日夜，结伴登桥、游赏、观戏，谓之走百病。”《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497。 [136] 河北省《康熙束鹿县志》（1937），8：35，《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河北省》第15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240。另见《隆平县志》（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元宵前后数日，居民门户张灯，鼓乐，儿童秧歌，秋千，湖游诸戏，男妇游行为乐。”4：23，《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河北省》第17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页212；《易县志》（乾隆十二年；1747）：“晚，妇人登城走桥，前后三日。男女群游，称曰散百病。”《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329；《阳城县志》（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六夜，灯火愈甚，欢呼达曙，倾城男女出游，谓之遗百病。”《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618。同治年间编纂的《阳城县志》更进而指证十六夜妇女出游“倍于前夕。”《阳城县志》（同治十三年；1874），5：2。 [137] 《海丰县志》（清康熙九年刊本；1670），3：3。 [138] 例如《翼城县志》（清乾隆刻本），21：4，《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册5（北京：中国书店，1992），页969。 [139] 见广东省《新会县志》（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2：63，《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广东省》第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页61。亦有地方志直言“元宵大家妇女无出游者”，见《古今图书集成》引河南省《内乡县志》，《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上元部》（台北：文星书店，1964），107：23。 [140] 《同治直隶绵州志》（清同治十二年；1873），19：11，《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辑》第16号（成都：巴蜀书社，1992），页258。 [141] 《郾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刊本；1754），1：20。 [142] 《宁夏府志》（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4：2，《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宁夏省》第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76。 [143] 《瑞安县志》（清嘉庆十三年刊本；1808），1：29。 [144] 《乐清县志》（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4：55，《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浙江省》第47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页904。 (本文刊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4期) (文章来源：西陆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