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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谓“过三桥”的说法，不仅“三”往往是虚数，甚至“桥”也经常是假藉。尽管有些地方仍保留传统的形式，不少妇女也应当会在元夕里随俗过桥──不论是长年矗立的也好，或是临时搭架的也罢──但是过桥恐怕只是出游的名义。明代《扬州府志》言简意赅地指出当地妇女元夕皆“盛妆出游，俗谓走桥。”[130] 可见“走桥”其实不过是个形式，“盛妆出游”才是正经。《扬州府志》使用的“俗谓”两字，特别值得推敲——习俗所积累成形的“走桥”论述，正是赋予妇女得以“盛妆出游”的正当性基础。 一如“过三桥”的说法，“走百病”无疑也是虚拟的名义。归根究底，“百”也是虚数，“病”也是假藉，“走”、“游”、“遣”、“散”才是关键。 的确，平时因忙于家务或囿于门禁而陷身闺闼的妇女，也只有在元宵节里才得以正正当当地跨出家门，并且堂堂皇皇地“盛服街游”[131]──打扮光鲜亮丽在公共空间里赏月观灯、招摇过市。没有日常生活中性别的羁绊、家庭的牵累、与夜晚的禁忌。明代小说《金瓶梅》里曾提到：有一回元宵夜里宋蕙莲娇嗔地要陈敬济等她换上漂亮衣裳，一块外出“走百病/媚”──现存几个不同的《金瓶梅》版本里，有的印作“走百病”，有的则刊成“走百媚”。[132]其实，“走百病”与“走百媚”两者正互为表里：“走百病”是表、是名；“走百媚”才是里、是实。话说《金瓶梅》里过了好几回灯节，有那几个姑娘在元宵夜里走完“百媚”后真能“百病”不侵的？ 山西《临晋县志》（1773）对这种妇女“游百病”的论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女夜游不禁，如放夜然，又曰“游百病，谓一游而百病可除也”，此女游诡词耳。[133] 而《赵城县志》（1827）的编者更一语道破其间蹊跷： 十六日，男妇皆出游，曰“游百病，一游而百病可除也”。男子游可耳，妇人不踰闺闼，亦借口除病耶？[134] 这两部县志的编者虽然带着卫道批判的口吻，但多少反映了实情。“走百病”的论述不过是个“借口”、“诡词”，将违反日常规范的行为予以习俗的解释，也因此得到正当性。值得推敲的是：既然是金吾弛禁的节庆，人人得以出游，“走百病”本不应只限于妇女。无怪乎许多地方志并不标明“妇女”为主体，只是平铺直叙“元宵赏灯火，前后数日，游行为乐，谓散百病。”[135]要不就是两性并称，直指“男女群游，曰散百病”；[136] 或称“男女盛饰游街，登城过桥，谒寺庙。”[137]前引华北地区转“黄河九曲灯”的迷阵活动，也多是男女并称：“男女中夜穿梭逐游，谓之散百病。”尽管如此，男女两性之间仍存有关键的差异：男人并不一定要利用“走百病”为“借口”，便可随兴外出夜游，但妇女却往往需要靠着“走百病”的“诡词”来安顿出游的正当性。 当然对一些自诩名门大户而言，对妇女门禁的规范不会因一时节庆而懈弛。有些方志编者特别强调：这种“艳妆出游，登城度巷”的“走百病”活动只有“庶民小户”行之，“绅士之家则否”。[138]或言“小民妇女多出游者，谓之走百病。”但又同时强调“大家无之。”[139] 《直隶绵州志》（1873）的编者更意有所指地表示：“十六日夜，妇女结伴游衢巷间，手炷香火，名曰游百病。缙绅之家不然，恶其男女无别也。非官为禁止，其风不改。”[140]正是因为元宵节提供了解放礼教与身分的场域，泯除贵贱雅俗的阶层分际，无怪乎那些“缙绅之家”，越发努力地尝试在这个场域中划线自持。而当阶层、身份与性别的界线遭到抹灭、跨越的时候，最容易感受到冲击与侵犯的无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优势的社群。 《直隶绵州志》的编者以为这种习俗因“非官为禁止，其风不改。”但的确有不少地方官员试图下令禁止妇女出游之风，例如河南《郾城县志》提及“近妇女烧香、走百病，严禁略止。”[141]《宁夏府志》指出“十六夜，民户妇女相携行坊衢间，曰游百病，亦曰走桥。经官禁，近稍减。”[142]浙江《瑞安县志》：“箫鼓歌吹之声喧阗达旦，男女杂沓，致烦禁饬”。[143]又浙江《乐清县志》也提及：“自初九日至元宵，笙歌彻旦，烛为之贵。而丙夜妇女竞出，扰杂衢路，故官府每禁之。”[144]这些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所指证的方志数据，一方面显示部分地方官努力革除元宵节妇女出游、男女混杂的现象，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民间禁不胜禁的风俗力量。 从隋初的柳彧到清末的左辅，历代不乏士人从统治阶层的立场衡量，尝试祛除元宵节庆的狂欢色彩，禁绝所有非礼不经的行为。但衡诸历史，尽管民间狂欢的活动内容因时因地而演进分化，但究其基调，显然从未在元宵嘉年华会里褪色消失，于明清时期发展成形的“走百病”，正是明证。作为一种风俗论述与实践，“走百病”为妇女元夕出游狂欢提供正当性的基础。士女可以盛服出郊，村妇也可以艳妆进城。在元宵节庆所提供的“锦绣排场”上，尽管人人都是观者，人人也都在演出，不过所有灯光与目光的聚焦之处，无宁是这一群群“靓妆炫服”的看灯妇女，与那一队队“采衣傅粉”的妆春少年。“女性”其实是元宵庆典中最耀眼的主角。 (责任编辑：admin) |